年号屡易，有“凤凰”、“宝鼎”、“甘露”、“天玺”、“天册”、“天纪”等等，迷信程度可见一斑。
凤凰的年号，来源于建衡三年（271）“神鸟云集西苑”。于是明年改元。
西苑言凤凰集，改明年元。--《吴书三孙皓传》
可笑之处，是孙皓改元时，吴国朝野并无异议。
但吴国灭亡后，后世史家却极力污蔑，称“孙皓看见的不是凤凰、而是羽孽”。
（孙皓）政道衰缺，无以致凤，乃羽虫孽耳。孙亮未有德政，孙峻骄暴方甚，此与桓帝同事也。--《晋书五行志》
羽孽，即“长着翅膀的妖兽”。
按《天地祥瑞志》，东西南北中，共有五种珍禽异兽。
南方的是“焦明”，代表水灾。
北方的是“幽昌”，代表旱灾。
东方的是“发明”，代表兵灾。
西方的是“鹔鹴”，与北方的幽昌类似，也代表旱灾。
以上四种，被称作“羽孽”。即“羽虫之孽”。
唯有居于中央的凤凰，代表祥瑞。
问题在于，这五种神鸟，在外貌描述上，几乎没有任何区别。
差异仅仅为某只脖子长一些、某只脑袋大一些，仅此而已。
可见“神鸟降世”时，到底是凤凰还是羽孽，解释权不在学者，而在统治者。
孙皓在位时，那神鸟就是当之无愧的“凤凰”；
孙皓倒台后，凤凰便沦为野鸡，跟着亡国之君一道、永世不得翻身。
宋代学者对五神鸟“一祥四孽”的说法，便嗤之以鼻。
他们直呼“腐儒夸大其词、夸而无验，便胡说八道以遮其丑”，可谓一语中的。
四凤首背翼膺腹皆合五常，岂应为孽！盖汉儒既夸大其辞，推凤为希世之瑞。夸而无验，极而必反，则又推之以为孽。--南宋罗愿《尔雅翼》
思想的开化，与彼时（唐宋）的学风也有关。
在中唐之后，谶纬、阴阳、五行一类的学说，便被扫入异端，不再被学者重视了。
龙、凤是中古神话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神龙与彩凤，虽然在不同时代的具体作用有所差异，但基本被历代视作“天下大治、人间太平”的象征。
可笑之处，却是龙与凤究竟代表了祥瑞还是灾异，解释权却从来不在编纂经典的学者手中。
曹叡将魏国灾异、代表着“木德”的青龙视作“国家大瑞”，甚至以此改元，实在可笑。但考虑到曹魏群臣噤声不语、乃至曲意附和，便显得意味深长。
曹髦的情况则反之。代表着“土德”的黄龙确是魏国祥瑞，却被曹髦解释为灾异，还作诗揶揄。毫无疑问，其意在影射权臣司马昭。
至于神鸟降世，令孙皓改元的“凤凰”，在魏晋史家笔下，被贬低为“羽孽妖兽”，无疑是因人废事。
其实更早的东汉桓灵时代，也经常出现甘露、嘉禾一类的“祥瑞”。
问题是桓灵无道、天下怨愤；被刘备“叹息痛恨”，被董卓骂作“每念灵帝、令人愤毒”甚至高呼“刘氏种不足遗”。
（董）卓欲废帝，谓（袁）绍曰：“卿不见灵帝乎？念此令人愤毒！”--《献帝春秋》
可见“祥瑞”的出现与否，无关乎统治者的功业，而是对异象的随意捏造。毕竟，最终解释权在统治阶级手中。
立场决定思维，位置决定想法，仅此而已。
随着谶纬、术数的没落，学者逐渐将注意力由“天”回归到“人”，也便少了许多迷信神怪的糟粕理论。
水旱之灾，在中唐之前属于“天父发怒，警示人君”的象征。皇帝需要斋戒、沐浴、祭祀，还得下罪己诏，摆出一副“虔诚至深”的感人模样。但人所共知，“政治表演”并不能解决旱涝等“实际问题”。
到乾隆时代，便可以公开说出“水旱之灾，虽尧汤不能免”。将工作重心放在了实际的行动上，而不再一味追求“天人感应”、“下诏罪己”之类的花活儿了。
然水旱之灾，虽尧汤不能免。惟有勤恤民隐，竭力补救，可以化灾沴而成太和。--《乾隆实录卷四》
灾异与祥瑞，封禅与祭祀，无非是统治者的功绩装点；万千的人间百姓，才是历史的组成者与推动者。
与其孜孜不倦“求得天心”，不如兢兢业业“求得民心“，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这大概也是谶纬、五行、阴阳等学说在主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