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庆在《孙吴建国的道路》1文中，称“江东人视（孙策）为外来异类”，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百姓闻孙郎至，皆失魂魄；长吏委城郭（就是弃城而逃），窜伏山草。--《江表传》
孙坚早年曾被乡人视作“轻狡”。这1含有严重贬义的词汇亦被用于形容吕布。方诗铭认为“轻狡”是强盗行径的隐喻，按照孙坚“甚惭恨”的反应来看，方老的论断应该与事实出入不大。
吴氏亲戚嫌（孙）坚轻狡，将拒焉，坚甚以惭恨。--《吴书妃嫔传》
吕布有虓虎之勇，而无英奇之略，轻狡反覆，唯利是视。--《魏书吕布传》
另按孙坚死后，未能归葬故乡（吴郡富春），反而葬于曲阿的记载来看，他在老家的形象大约不甚理想。这也是孙策、吴太妃安葬孙坚之后，并未返回故乡，而是北上徐州，旅居广陵江都的重要原因。
这才有了吕范救吴老夫人之事。
时太妃在江都，（孙）策遣（吕）范迎之。徐州牧陶谦谓（吕）范为袁氏觇候（密探），讽县掠考范，范亲客健儿篡取以归。--《吴书吕范传》
按彼时的历史背景，吴太妃作为客居徐州的人质，处境堪忧，若无吕范相救，恐有性命之虞。因为陶谦并非善类，他曾因私怨遣兵追杀曹操之父曹嵩，铸成血仇。
徐州牧陶谦素怨（曹）嵩子（曹）操数击之，乃使轻骑追嵩、德，并杀之于郡界。--《后汉书应奉传-附应劭传》
换言之，吕范对孙策兄弟可谓恩重如山，因此孙策兄弟对吕范亦报以同宗之礼：“亲戚待之，每与升堂，饮宴于太妃前。”
出于人物塑造的需要，《吕范传》对传主改换门庭的时间记载颇具迷惑性。
吕范与孙策的交往虽然在东渡之前，但他真正脱离袁术的时间，却在东渡之后。
按《范传》，传主是豫州汝南人，汉末“避乱寿春”时“将私客百人归（孙）策”。
乍看之下，吕范似乎与孙策1见如故，即刻便脱离袁术控制。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证据便是吕范“归策”之后，曾替孙策赴江都县密迎太妃，因此被陶谦收监。而陶谦的理由是“（吕）范为袁氏觇候”。
“觇候”即充当密探，而“袁氏”则代指袁术。毫无疑问，吕范彼时的身份仍是袁术部曲，而非孙策部曲。
《范传》中另有1处隐秘线索，可以佐证传主彼时的身份隶属问题。即吕范跟随孙策东渡之后，曾经“还吴，迁都督”。
（孙）策定秣陵、曲阿，收笮融、刘繇馀众，增（吕）范兵2千，骑5十匹。后领宛陵令，讨破丹杨贼，还吴，迁都督。--《吴书吕范传》
《吴书》对吕范担任都督的记载是“迁”，而《江表传》对此事的记载却完全不同。
按《江表传》，吕范向孙策请缨“愿暂领都督”时，孙策的反应竟是“卿（吕范）既士大夫，岂宜复屈小职”。
换言之，在孙策看来，吕范担任都督，并非是“迁”，而是“屈小职”。
（孙）策曰：“（吕）子衡，卿既士大夫，加手下已有大众，立功于外，岂宜复屈小职，知军中细碎事乎！”--《江表传》
为何两种史料的记载会如此不同？这其实与吕范彼时的身份隶属有关。
按《范传》，传主“迁都督”之前的职务是“宛陵令”，即宛陵县令。
由县令转为都督，是明显的升迁，但孙策却视之为“复屈小职”，这只能说明1点，即职务的“背书主体”不1致。
简言之，宛陵令来自袁术授予，而吕范欲弃此官，改投孙策麾下，充当孙策门下的都督。
关于吕范的职务变迁问题，《吴书》中的反常线索非止1处。比如《范传》记录传主跟随孙策东渡时，便写作“（吕范）下小丹杨、湖孰，领湖孰相……后领宛陵令，讨破丹杨贼”。
按此，则吕范先“领湖孰相”，后“领宛陵令”，这又悖于常理。因为湖孰是县（隶属丹阳郡），按制度应设令、长；而“（国）相”与郡守平级，是郡国1级的长官，因此本不应出现“湖孰相”这种怪异头衔。更何况国相秩阶2千石，县令秩阶6百石，先为国相，后为县令，这对吕范而言岂不是1种巨大的侮辱？
合理的解释，便是吕范的“湖孰相”是孙策自置，拔县为国。这便如曹操分割兖州泰山设“嬴郡”，以糜竺为太守；分割徐州下邳设“东城（郡）”，以陈登为太守，皆属乱世从权之计。上述诸郡、国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