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初三年，车驾至宛，（曹丕）以市不丰乐，发怒收（杨）俊。
摘自《魏书之杨俊传》
虽然杨俊之死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党附曹植（见《杨俊传》），但南阳的荒残问题，也确实让曹丕找到了借口。
南阳曾是天下第一大郡（见《后汉书郡国志》），结果在袁术的抄掠之下，成了一片人间焦土，数十年都难以恢复。
上述之事充分证明两点：
一是袁术性如豺狼，其人贪婪残暴如此；
二是在汉末乱世之中，城邑一旦被毁，再想恢复便难上加难。
所以，汉末学者、曾游学四方的仲长统才会说“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
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此则又甚于亡新（王莽之乱）之时也。
摘自《后汉书之仲长统传》
由是推之，赵旻之所以能够快速恢复城邑元气，主要是因为其人将发展工商业、安置流民、鼓励屯田与大搞建设相结合。
这才能在短短两三年间，使本已摇摇欲坠的大汉，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
赵旻也在此过程之中，积累了大量声望、财富以及众多精兵强将、贤臣良相。
简而言之，在赵旻统治之下，汉末乱世的工商业、物流业，在经历了一次破坏之后的整合重组后，迅速为病入膏肓的大汉王朝输血，使大汉如枯木逢春一般，再次变得年轻且活力无限。
但话说回来…
沮授深知，赵旻所具备的这三点，袁绍都不可能具备。
就第一点而言…
条条大路通罗马，袁绍出生就在罗马。
其人既是军阀，也是四世三公的士大夫，先天条件可谓得天独厚。
袁绍自以为不必搞什么“奉主上以从民望”，结果因此而失败；
袁绍更加不可能做到第二点。
因为袁绍的统治基础，是士族与豪族，这些人是大地主中的佼佼者，袁绍不可能触碰这些人的利益。
至于第三点…
呵呵。
袁绍是汉末乱世之中的土著，其人不可能懂实业兴邦、基建促进经济这种道理。
综上所述，袁绍与赵旻两方之间，实力差距被断崖式拉进、甚至是袁绍被赵旻反超，便极为合情合理。
问题是…
沮授虽深知此理，却苦于无法明言，而且…
沮授明知应该如何做，却对此束手无策：
赵旻的成功，确实无法复制。
沮授心中之绝望悲凉，可想而知。
此时此地，其人心念电转、踌躇再三，最后却只能向袁绍深施一礼。
“明公，不如某等亦兴建工坊、车马行，振兴手工业如何？”
袁绍嘴角微微一抽。
兴建工坊？
我产糖？酿白酒？做酱料？晒豆制干货？制茶？造纸？印书……
袁绍越想，心中越哇凉哇凉。
因为这些货品，袁绍就算将河北匠人们全部喊来，也根本不可能生产出来。
在汉末，这些产业的技术壁垒，可谓牢不可破。
最起码，袁绍连生产的硬件设施都造不出来，何谈做为软件的具体工艺做法？
思及赵旻已重设西域都护府，袁绍只能眼睁睁看着西域胡人们，上赶着给赵旻送钱造军械、储备粮草。
于是乎…与沮授一样，袁绍心中的绝望悲凉，可想而知。
【作者题外话】：接着上一章继续为您说。
江北与江南的学术风气异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流寓士人垄断东吴文化的现象。
孙权执政期间，曾为公族子弟选择名师授业，大量学者因此出入孙氏诸子的府邸，并逐渐形成学术政治团体。
需要特别注意，出任公族学官与僚属的人士，绝少有江东子弟，几乎全部是流寓士人。这在江东子弟大量出任军政要职的历史背景下，显得极为反常，不能不引起注意。
以下分别罗列相关记载，以供参考。
（1）孙登幕府
孙登是孙权长子，也是东吴的首任太子。
孙权对孙登的栽培不遗余力，以陆逊为核心辅弼，同时挑选了徵崇、薛综、程秉等学者为太子太傅或少傅，又以诸葛恪、张休、顾谭、陈表为侍从，太子幕府繁荣一时。
（孙）权称尊号，立（孙登）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