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魏书之司马芝传》
本书中的司马芝，此时也正被苟哥下放到陈留郡某个县任县令。
按两汉制度，县满万户设县令，不满万户设县长。可知菅县的户数不满一万。
刘节不过是条籍籍无名的地头蛇，在这个不满万户的小县，却能霸占十分之一以上的丁壮人口（千余家），足见彼时的贫富分化到了什么地步。
奴客问题的根源，其实在于土地私有制度，以及两汉极其狭窄的上升渠道。
在出仕名额被地方大族垄断的社会背景下，缺乏背景的普通人，其晋升途径被基本堵死，社会阶层也完全固化，因此抵御风险的能力也特别差。
很多穷困潦倒的人，甚至会自发“投充”，即卖身为奴。
与之相对，占有生产资料的富室强宗（也就是士族、豪族），天然处于统治地位。
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兼并的发起，最终大量的自耕农与中小手工业者彻底破产，沦为强宗豪右的门客。
当然，这群走投无路的破产者，名为宾客，实是奴婢，“奴客”的称谓，名副其实。
综上所述，东汉之衰微，其根源有二，一是土地兼并严重，二是察举制那巨大的弊端。
东汉末年的朝廷，只能眼睁睁看着，本来属于国家的民被收入士族、豪族之籍，反过头来，东汉朝廷渐渐被士族、豪族所取代，从而一分为三，最终成为三国。
这也就能解释，为何孟子强调民为贵了。
大明之亡，实则与东汉之亡如出一辙。
士绅无需纳粮，则民转入士绅名下，朝廷民愈少，而士绅奴愈多，阶级矛盾愈发尖锐。
当阶级矛盾以农民起义的形式爆发…
朝廷无税收难以养兵，士绅又不肯向朝廷伸出援手，最终大明走向灭亡便不足为奇。
最要命的是，历代王朝，往往重复这一历史循环。
所以，苟哥此刻，很快便想通了此点、并迅速释然。
因为苟哥目前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尽力避免陷入这种循环。
张裕见自己爱婿的俊脸之上，露出如释重负之神色，心中不由欣慰至极。
尽管张裕本人，也属于被自己爱婿改革的对象。
“从文必已想通此事之关键，既如此，从文又何需担忧河北黎庶？呵呵，时辰已不早，请从文速做准备，宫中夜宴即将开始。”
苟哥向张裕顿首行礼，后者坦然受之后方才将前者扶起。
同时，张裕语重心长道。
“从文，大汉之复兴，而今皆系于你之手，望你勿改初心，时时以黎庶为念！”
苟哥重重颔首。
“大人尽管放心，旻必不忘初心，事事以天下苍生为先！”
苟哥已得到了其人想知道的所有答案，是以，此刻苟哥的眼眸中，颇有几分毅然决然之感。
其人远去之后，张裕负手立于庭院之中，仰望着渐渐被暮色笼罩的天空，良久后，其人一声长叹。
“星空如镜，折射人心！然则星海浩瀚，岂区区人心匹之？人心尚且难测，遑论天心乎？
苍天此举，某历时三年犹不得其解，而今一夕顿悟。福兮？祸兮？吉邪？凶邪？”
【作者题外话】：接着上一章继续为您说。
可见曹操的所作所为也并非如史书所言般单纯。但从其言辞中，可以看出他确实比较抵触“废立之举”。
然而曹操提出的理由，诸如“天下之至不详”或者“幼主微弱”之类，其实并无明确的理论依据，只能视作“名教”对他的思想钳制。
不过事物总归是动态发展的，曹操的思维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曹操壮年时自称“性不信天命”，老年时却表示“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侧面反映出其野心的膨胀。
或者人见孤强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评，言有不逊之志。--《让县自明述志令》
（魏）王曰：“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魏氏春秋》
从历史环境考虑，曹操在征服河北之后（207），完全可以抛开名教的束缚，代汉自立；但他终究没有这么做。
因此曹操的行为逻辑，便不能单纯用“名教”的约束作用加以解释。
曹操一贯奉行务实原则，史有明载。他对汉廷的态度亦是如此。
刘协虽然是傀儡之君，但并不甘于傀儡之位。从可见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