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由恶妇！--《典论》
文帝纳后于邺，有宠，生明帝及东乡公主。--《魏书文昭皇后传》
一如袁氏诸妇，甄氏亦有“专擅”之行。虽然王沈《魏书》盛赞甄氏心胸宽广，且列举诸多史料以增色添彩，但裴松之早已注意到其中的矛盾记载，遂做出结论：“卞、甄诸后言行之善，皆难以实论。”
魏史若以（赐死甄氏）为大恶邪，则宜隐而不言，若谓为小恶邪，则不应假为之辞，而崇饰虚文（指王沈在《魏书》中杜撰的材料）乃至于是，异乎所闻于旧史。推此而言，其称卞、甄诸后言行之善，皆难以实论。--裴松之
好家伙！裴松之就差将狗贼王沈之尸揪出来，再大骂其人胡说八道了！
最典型的例证，便是甄氏与曹丕成婚之初便把持后宫，专擅专宠，与《魏书》塑造的温婉形象判若两人。
刘孝引《魏略》补注《世说新语》亦提到甄后“擅室数岁”。按曹叡与诸弟的年龄差异而论，此言当为不虚。
至魏黄初元年（220），年近四旬的甄氏已年老色衰，“色衰”即意味着“爱驰”，也意味着“恩绝”。因此她虽替曹丕诞育长子（曹叡）、长女（东乡公主），却久不得立为皇后，甚至遭遇冷落，被留置邺县，不得与曹丕相见。
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驰，爱驰则恩绝。--《汉书李夫人传》
文帝即王位，六月，（曹丕）南征（即赴洛阳继位），（甄）后留邺。--《魏书文昭皇后传》
至此，甄氏身为“袁氏内妇”的另一重隐藏性格随即发作，即干乱政务。
《文昭皇后传》对甄氏的死因记载十分模糊，仅云其“愈失意，有怨言”，实际按照“文帝践阼”的历史背景，以及曹叡“以其母诛，故未建为嗣”的处理结果来看，甄氏彼时的“怨言”，无疑是针对魏朝国本，意在谋取皇后与储君之位。
（文帝）践阼之后，山阳公奉二女以嫔于魏，郭后、李、阴贵人并爱幸，（甄）后愈失意，有怨言。帝大怒。--《魏书文昭皇后传》
从时代背景出发，曹丕既然已经“践祚”，那么理所当然要立皇后、立太子。按甄氏的想法，论年资高低、论子嗣长幼，她都应该荣登后位，至于其子曹叡则是储君的不二之选。
而曹丕最恨妇人干政，他在黄初三年（222）九月，即赐死甄氏之翌年，便下诏怒斥“夫妇人与政，乱之本也”，甚至立下祖训：“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若有违背者，“天下共诛之”。言辞可谓凶厉。
九月甲午，诏曰：“夫妇人与政，乱之本也。自今以后，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以此诏传后世，若有背违，天下共诛之。”--《魏书文帝纪》
从时间背景上看，曹丕此言虽是针对其母卞太后（卞氏彼时回护曹植，令曹丕难堪），但也未尝不是对甄氏故迹的迁怒。
时（文）帝欲治弟（曹）植之罪，偪于太后，但加贬爵。--《魏书周宣传》
正缘于此，甄氏赐死之后，曹叡旋即失宠，从“生而太祖爱之，常令在左右”的尊贵待遇，一夜跌落到“以其母诛，故未建为嗣”的凄凉境地，甚至被迫低调行事，不与朝臣往来，直至曹丕“病笃”，才被“立为皇太子”。
（明）帝与朝士素不接。--《魏晋世语》
（曹叡）以其母诛，故未建为嗣。七年夏五月，（文）帝病笃，乃立为皇太子。--《魏书明帝纪》
毫无疑问，甄氏的妒忌、干政之风，既害了身家性命，也险些连累爱子。众所周知，历朝之废储，鲜有善果。
从某种意义上看，曹叡能够跌跌撞撞地登基，也得益于曹丕的短寿。但即使在曹丕短寿的情况下，曹叡的地位也并不稳固，因为曹丕曾一度考虑过立庶子曹礼为嗣，其处境凶险如此。
文帝始以（明）帝不悦，有意欲以他姬子京兆王（曹礼）为嗣，故久不拜太子。--《魏略》.最近转码严重，让我们更有动力，更新更快，麻烦你动动小手退出阅读模式。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