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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而言，魏帝曹髦即位之初，是“神明爽俊，德音宣朗”的良才；而曹髦被弑之后，则成了“丑逆不道，性情暴戾”的狂徒，前后判若两人，可知全出于司马氏的污蔑。
（高贵乡）公神明爽俊，德音宣朗。罢朝，景王（司马师）私曰：“上何如主也？”钟会对曰：“才同陈思（指曹植），武类太祖。”--《魏氏春秋》
司马氏丑化皇帝，固然可恨；然而“丑逆不道，性情暴戾”的污蔑之言，却并非出自司马氏，而是来自曹髦嫡母郭太后。
五月己丑，高贵乡公卒，年二十。皇太后令曰：“……（曹髦）情性暴戾，日月滋甚。吾数呵责，遂更忿恚，造作丑逆不道之言以诬谤吾，遂隔绝两宫。”--《魏书高贵乡公纪》
毫无疑问，郭太后是在司马昭的胁迫之下拟写此诏；但侧面也可以看出，弑君者司马昭，虽然狂悖至极，但也需要寻求郭氏的口头支持，即所谓的“名分”。
可见实力与名分，是一体两面、不可分割的孪生兄弟。没有实力，名分便如无根之浮萍；没有名分，实力便成了作恶之凶器。名实兼备，才好恣意妄为，任心而行。
由此观之，所谓的大义名分，实则无异于烟花柳巷处的遮羞之布，秦楼楚馆间的贞节牌坊。.最近转码严重，让我们更有动力，更新更快，麻烦你动动小手退出阅读模式。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