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察看历史可知，纣王之恶，远不似周人所言之甚。
其人大抵只是不敬鬼神，废嫡立庶等“有悖传统”之恶。
只因“失败者没有话语权”，所以帝辛“天下之恶皆归焉”，被周朝人肆意丑化罢了。
袁绍同理。
袁绍在《三国志》中的篇幅，比《后汉书》中少了一半。
其人镇抚乌丸、扫荡黑山等功绩被《三国志》一笔抹杀；反倒是其人“刚愎自用、骄矜傲慢”等缺点被无限放大。
在“魏承汉祚、晋承魏祚”的统绪伦理中，是不允许…甚至是严禁“官修史”说袁绍好话的。
因此，成书于南朝刘宋的《后汉书》对袁绍的评价、明显比受到皇权掣肘的《三国志》更为允当。
退一万步讲，人的心境、志向是随立场、地位的变化而变化。
所以很难想象袁绍在雄踞河朔、扫荡四州之后，依然能恪守臣礼，未曾有非分之想。
但无论如何，袁绍终其一生，虽然偶有“僭越之举”（彼时天下皆如是，惟有苟哥狗始终），其人却未表现出“称帝之心”。
综上所述，袁绍在说出“决无谋逆篡汉之意”这句话后，其人的一众臣属无一人对此怀疑。
惟有许攸…
许攸霍然起身、一脸担忧之色。
“请明公明鉴，前者明公曾立故伯安公（刘虞）为天子，又曾质疑天子之血脉。
而今五星汇聚、汉室复兴之势稍（渐渐）成，是故愚以为，明公应修书一封、向太子示忠为上，不知明公意下如何？”
这些跟随袁绍已有十余年的老臣都清楚，当年袁绍立刘虞为帝之根本原因为何。
一切的关键，在于壶寿！
壶寿在《后汉书》中，是汉末初平年间（西历190至193年）的核心人物，河北的军事动荡、乃至于天下格局之动荡，皆源于壶寿。
但是！
在《三国志》之中，壶寿如此重要的人物居然…缺载！
甚至于…初平二年至四年（西历191至193）这三年，在《三国志》中都缺载！
若非陈寿将开启秘密的钥匙隐藏于《臧洪传》中臧洪那封绝笔信中，后世人或许将永远不可能了解到真实的历史。
面对西晋司马群贼的文字狱，仍能以种种手段留下真实记载的陈寿，果然是高手！
真相如下：
初平年间，黑山军非贼，而是王师！壶寿亦非贼，而是天子任命的正牌冀州牧！
袁绍却非正义之师，而是关东贼军！其人麾下的曹操，是重要爪牙之一。
因事涉曹操给袁绍打工、甚至与袁绍一起拥立刘虞为帝的黑历史…
所以《三国志》干脆利落地删掉了三年记载，而且毫不犹豫地以“黑山贼”来定性张燕这支实际上的王师。
“黑山贼”绝非贼军，而是关中朝廷麾下的王师，用以对抗关东贼军袁绍。
黑山诸头目，早在灵帝时期便接受了朝廷招安。
张燕为中郎将，杨凤为校尉。
燕乃遣使至京师，奏书乞降，遂拜燕平难中郎将，使领河北诸山谷事，岁得举孝廉、计吏。
《后汉书之朱儁传附传》
从张燕可以“每年举孝廉、计吏”的特权来看，可以将黑山军团，看作一个“特区”性质的“郡国级行政单位”。
因为“每年举孝廉、计吏”，是郡国的权利。
由是推之，黑山军酋帅受官，绝不止张、杨二人而已。
灵帝死后，未见黑山军“弃官做贼”的记载；
关东兵起，也未见黑山军“参与讨董”的记载。
可见黑山军在初平初年（190至191），政治立场上、与董卓并无矛盾。
黑山军不仅未参与关东诸侯的讨董行动，反而联合公孙瓒，抗击“讨董盟主”袁绍。
袁绍与公孙瓒争冀州，（张）燕遣将杜长等助瓒，与绍战。
摘自《魏书八之张燕传》
历来皆将“公孙、张燕联军”视作公孙瓒为吞并冀州、而主动联合黑山；
实际却恰恰相反，是张燕主动联系公孙瓒对抗“关东贼军”袁绍。
关键核心人物，就是壶寿。
壶寿是“长安所署冀州牧”。
长安即“关中政府”的代名词，指代先后在董卓、李傕、郭汜控制下的霸府，当然了，无论如何，人家手中有天子…占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