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身份，转而成为淮泗集团的首脑。
由此可知，孙氏子弟的乡党情怀，其实与曹、刘并无本质差异。
汉末三国，号为丧乱。用田余庆的话说：“地主割据武装，犹如从地底下涌出来的一般。”
因此军阀横行，遍地疮痍。
注意：见田余庆《曹袁之争与世家大族》。
以往观点，往往将“部曲”与“宗帅”的关系，视作寻常的上下级；或者用“二重君主观”加以解释，即“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东汉的郡国本位化，即如此类。
但是，如果从“乡音”角度加以考量，会发现宗帅与部曲，实际是被动地彼此联结。由于口音、习俗等地域文化的限制，导致他们在乱世之中，其实无法脱离对方而独立存在。
部曲离开了宗帅，便落入“弃众单行，即一亭长能束之”的下场；宗帅失去了部曲，也会亡其根本，沦为浮萍。
闻长安中议欲尽诛凉州人，而诸君（指李傕、郭汜）弃众单行，即一亭长能束君矣！--《魏书贾诩传》
追根溯源，这是由于彼时教育普及程度过低，大多数百姓均为文盲的缘故。如果不能识文断字，对口语的依赖，便会上升到一个可怕的高度。
这同样可以解释，为什么古代乱世之中，各类性质的政权，均依赖于门阀与士人。这是因为文化垄断的背景下，只有士人才有可能识文断字，只有士人才有机会学习官音。
至于没有机会识文断字的普通人，沟通交流，便完全依赖于自己的直属上司，即所谓“部曲帅”或“宗帅”。
以董卓的案例来看，凉州集团的大部分将领，与洛阳公卿不仅存在文化差异，同时也存在沟通障碍。
董卓年轻时曾入洛阳为羽林郎（见《董卓传》），他自然懂得东汉官话；但李傕、郭汜等“盗马虏”出身的底层武夫，口音问题便十分堪忧。李傕面见献帝时，词不达意，还“自以为得天子欢心”。
郭多（郭汜小字多），盗马虏耳，何敢乃欲与吾（指李傕）等邪？”--《献帝起居注》
（李傕）为（献）帝说郭汜无状，帝亦随其意答应之。傕喜，出言：“明陛下真贤圣主。”（李傕）意遂自信，自谓良得天子欢心也。--《献帝起居注》
东晋时代，丞相王导为了笼络江东士族，曾于坐上“作吴语”，以示亲民。
刘真长始见王丞相（指王导），时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弹棋局曰：“何乃渹！”刘既出，人问：“见王公云何？”刘曰：“未见他异，唯闻（王导）作吴语耳！”--《世说新语排调》
须知，王导是徐州琅琊人，距离吴郡并不算远，两地口音已经差天共地。至于河朔与河南，江东与江西，关中与关东，口音差异也便可想而知。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乡音”是古代基层力量的凝聚之源。
能够直接指挥部曲的小校（往往与麾下部曲籍贯相同），其实才是权力基底的核心力量。如果部曲帅不听命令，便会出现指挥失灵的风险。然而口音的限制，又先天注定了这种弊端的不可避免性。
古代社会“皇权不下县”，大概也是出自类似原因。对封建统治者而言，这个问题的解决难度，不亚于“挟泰山以超北海”，可知非不为也，是不能也。.最近转码严重，让我们更有动力，更新更快，麻烦你动动小手退出阅读模式。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