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无法长出庄稼。索励利用自己是敦煌人、懂得敦煌开渠引水技术的优势，召集鄯善、焉耆和龟兹三国的三千多兵士，亲自指导开挖渠道，引来雪水，浇灌新垦良田。
然而，在庄稼丰收在望之时，此地河神却来作祟。河神认为自己驱水浇田，劳苦功高，可将士们从不祭祀上供，便心生嫉妒，趁夏时天降暴雨，想冲毁河堤，让庄稼无水可浇。
索励深知敦煌祭祀河神的习俗，明白这是河神作怪。为保住河堤，他一面忙率众将士加紧护堤，一面设坛祭祀。他亲自在祭坛上奉献五牲供品，焚香跪拜，进行祈祷。河神接受供奉后，水势有所减弱。
他又带领将士们列队于河堤上，敲锣击鼓，大声喊叫，刀枪猛刺波浪，乱箭齐发，试图驱走河中妖邪。一连祭祀了三日，将士们在堤上也大战、防护了三日，水势才慢慢退去，最终保住了河堤。
由于渠水及时浇灌了庄稼，楼兰新田三年连续获得大丰收，粮食积存下百万斤之多。索励退洪水的事在西域诸国传开，胡人称他为“镇水之神”。
在融入当地文化方面，索励积极与当地的各民族交流互动。他尊重并学习不同文化的习俗和传统，与当地的中原移民、西域各族以及游牧民族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他鼓励不同民族之间的贸易往来，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同时，他也注重选拔和任用当地有才能的人士，让他们参与到地方治理和建设中来，增强了当地民众对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在工商业方面，索励推行了一些优惠政策，鼓励商人发展贸易。他加强了对商路的保护，打击盗贼和劫匪，保障商人的安全。同时，他还积极组织和参与各种商业活动，促进了敦煌与周边地区的经济交流。
他深知丝绸之路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致力于维护这条贸易通道的畅通，使得敦煌成为了一个繁荣的商业中心。
在农业方面，除了在楼兰的成功屯田，索励也将一些先进的农业技术引入敦煌。他组织农民学习新的耕种方法，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他还关注水利设施的建设和维护，确保农田有充足的灌溉水源，进一步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索励的治理使得敦煌在军事防御、经济发展、文化融合等方面都取得了显着成就，为当地的繁荣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
他的领导方式和政绩不仅赢得了民众的尊敬和爱戴，也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他的一生并非一帆风顺，在面对一些艰难抉择时，也不得不做出妥协和牺牲。
例如，在一次返回敦煌的途中，部队再次遭遇河水暴涨的情况。尽管他曾成功击退过河神，但这次面对幕僚再次提出的献祭女人的建议，为了顺利渡河，他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一决定虽然保住了军队的行程，但也在他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
尽管索励在某些方面做出了妥协，但从整体上看，他在敦煌的工作成绩仍然是值得肯定的。他在艰难的环境中，不辞辛劳，日夜操劳，努力开展工作，通过加强城防、发展农业、促进工商业、推动文化融合等一系列举措，为敦煌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治理经验和策略对于研究当时的历史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汉武帝时期，中央集权的运转机制严密而高效。在政治架构上，皇帝位于权力的顶端，通过三公九卿等中央官员掌控着国家的大政方针。地方上，设立了郡、县两级行政机构，由中央派遣官员进行管理，确保皇帝的旨意能够贯彻到基层。
在经济方面，实行盐铁专卖等政策，将重要的经济资源收归国有，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和调配能力。同时，统一货币，推行五铢钱，稳定了金融秩序，促进了商业流通。
在军事上，建立了强大的常备军，通过严格的训练和精良的装备，保障了国家的军事力量。对于边疆地区的防御和开拓，皇帝能够集中调配人力、物力，实施有效的战略部署。
在文化方面，“罢黜百家，尊崇儒术”，统一了思想，使儒家的伦理道德和政治理念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增强了国家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儒家思想逐渐传播，礼仪规范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举止。同时，佛教文化也开始传入，当地修建了不少佛窟，精美的壁画和庄严的雕塑展现着宗教的魅力。
而远在敦煌的消息如何传达到汉武帝所在的皇宫呢？这依赖于当时发达的驿站系统。每隔一定距离就设有驿站，配备有驿卒和马匹。驿卒们日夜兼程，负责传递文书和消息。
从敦煌出发的驿卒，身背重要文书，快马加鞭赶往临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