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轻饶。那些曾为大明江山立下汗马功劳的臣子，在他的严苛律法下如履薄冰。
然而，他对自己的儿子们却是无比优待。大肆分封藩王，赋予他们极大权力，让其在封地为所欲为。这些藩王们有些不仅坐享荣华富贵，还肆意搜刮民脂民膏，欺压百姓。百姓们苦不堪言，却无处伸冤。
同样是大明子民，功臣们稍有差错便可能面临灭顶之灾，而他的儿子们却能践踏百姓的利益。这种鲜明的对比，实在是有失公允，也让人对朱元璋的统治方式产生了深深的质疑。
朱元璋一生育有26个儿子和16个女儿。长子朱标立为太子。女儿们也都嫁入名门望族，为巩固明朝的统治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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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先后将他的26个儿子和1个从孙册封为藩王，并派遣他们分驻于全国各军事要地，以期“慎固边防，翼卫王室”。
这些藩王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驻守北方边塞的“塞王”，他们肩负着防御蒙古人侵扰的重任。这些塞王兵力雄厚，如宁王拥有“带甲八万，革车六千”，燕王的护卫甲士更是多达十万。
而且，晋王和燕王还具备调动附近驻地军队的权力。
另一类则是驻守内地的藩王，他们手中的护卫甲士相对较少，军权有限。在分封制度上，明朝初期参照了元朝旧制，诸王虽受封各地，拥有世袭爵位，但“列爵而不临民，分藩而不锡土”。也就是说，他们无权干预当地的民政事务，没有属民和封地，其收入主要来自朝廷发放的“宗禄”。
朱元璋实施这一封藩制度，本意是保证朱氏天下不被外姓侵夺，使皇室成员拥有累世权力。各王府配备三护卫，约一万六千人。他将儿子们分封至边塞重镇及内地重要城市，让众子“据名藩，控要害，以分制海内”，并赋予他们节制王府所在地方驻军的权力，致使边境九王皆手握重兵，内地诸王亦“部兵跃武，并列内郡”。
规定亲王冕服为九章九旎，车骑邸第仅比天子低一等，天子之臣，即便贵至太师、垂相、公侯，也不得与亲王讲分礼，必须伏而拜谒。
亲王的子孙后代中，嫡长子袭封亲王，其余诸子降等袭爵，例如亲王子的嫡长子仍为亲王，其余诸子封为郡王；郡王嫡长子袭爵仍为郡王，其余诸子则为镇国将军，以此类推。
朱元璋强调“眷亲支之厚”，给予了藩王们优厚待遇。亲王禄米一万石，郡王二千石，镇国将军一千石，辅国将军八百石，奉国将军六百石，镇国中尉四百石，辅国中尉三百石，奉国中尉二百石。其宫室造作、婚丧嫁娶等费用亦由政府承担，王府官员同样按规定由政府支给禄俸。
如此一来，在明洪武时期，除太子之外，藩王成为了封建等级中最具权势的阶层。他们不仅掌控着封藩所在地的统治权，还握有相当的军权，以及对所在地方官员（包括王府官员和地方官员）的一定控制权，同时在经济上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
朱元璋的这一做法虽旨在维护自家天下，却也因此开启了“藩衅”的隐患。尽管他在晚年意识到分封制度的弊端，其遗诏中已将各地藩王的部分军政大权收归国有，下令“诸玉临国中，无得至京。
王国所在文武吏士，听朝廷节制，惟护卫官军听王”。但这一隐患最终还是在建文帝朱允炆继位后爆发。建文帝迫不及待地实施削藩政策，废周王为庶人并将其家属抓至京师，安排人手接管北平布防并监视燕王，还羁留齐王、逮捕代王、废岷王等，一系列举措逼反了燕王朱棣，引发了“靖难之役”。
朱棣登基后，接过削藩大旗，继续推行削藩举措。他首先改变藩王们骄横贪婪的心理情绪，对不合理要求坚决制止，如拒绝宁王以杭州封予的请求，改封其于南昌；
训斥代王朱桂奏请封女户徐忠的行为；拒绝肃王朱楧奏请药材、书籍的要求等。同时，朱棣大封靖难功臣以加强中央力量，并对有不轨行为的王府加强军事监视。他还对违法干纪的藩王予以坚决打击，并借机增立藩禁，如岷王与西平侯沐晟交恶，朱棣虽表面对沐晟严加戒谕，实则剥夺了岷王的权势并对其行为进行监督。
此外，朱棣收缴王府护卫军，欢迎王府主动献还，永乐一朝，被收缴护卫军的王府已占半数。
经建文、永乐两朝的削夺，明朝朝廷全面收回了王府的军政权力，分封制度在政治上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解除了王国对王室的威胁，也使王国失去了拱卫王室的作用。
此后，明朝后世皇帝秉承“裁削精神”，对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