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过急，引发了燕王朱棣的起兵反抗。
齐泰是明初名臣，洪武十七年应天府乡试第一，次年进士。建文帝登基后，官至兵部尚书。在削藩问题上，齐泰主张先削实力最强的燕王朱棣。
燕王朱棣夺得皇位后，黄子澄和齐泰均被列为“奸臣”，黄子澄被朱棣肢解而死，其族人不论老少全部斩首，姻亲全部戍边。
齐泰被朱棣擒获后处死，兄弟全部被杀。朱高炽即位后，鉴于他们的遭遇，对其相关的一些受牵连人员予以赦免。及其家属在经历了多年的冤屈和苦难后，重获自由和一定的权益，必然对朱高炽的仁德之举感恩戴德，这或许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朝廷内部的紧张气氛，有利于稳定政局和社会秩序的恢复。
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忠诚于建文帝，而非真正的叛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朱棣为巩固皇位采取严厉手段。但朱高炽站得高、看得远，明白过度惩罚不仅有失公允，也不利于国家的稳定和团结。
朱高炽还深知百姓疾苦，废除了永乐时期的许多苛政。停止了大规模的宫廷建设和对外征伐，减少了不必要的劳民伤财之举。他减轻百姓赋税负担，鼓励农业生产，还减少了一些不必要的征敛和徭役，让百姓能够更好地从事农业生产，从而增加粮食产量和家庭收入。他关注地方的灾害和民生问题，及时采取措施进行赈济和救助。
朱高炽的仁德之举深受臣民的爱戴和拥护。历史上对朱高炽的评价较高，称赞他是一位仁慈、宽厚的君主。《明史》中就评价他：“在位一载。用人行政，善不胜书。使天假之年，涵濡休养，德化之盛，岂不与文、景比隆哉。”
正是由于朱高炽的仁德与智慧，以及他对历史遗留问题的妥善处理，为“仁宣之治”拉开了辉煌的序幕。
明宣宗朱瞻基继承和发展了这一良好局面，使得明朝在这一时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国家呈现出繁荣昌盛、社会安定的景象。
“仁宣之治”与西汉时期的“文景之治”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两者都将民本思想置于首位，推行轻徭薄赋之策，重视农业生产，从而稳固了国家的经济根基。在官员管理方面，皆注重选拔贤能之士，任用清正廉洁者，确保了政治的清明与高效。同时，倡导节俭之风，削减不必要的开支，为国家财政积累了丰厚的储备，为后续的发展积攒了力量。
明朝“仁宣之治”的辉煌成就，离不开“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的倾心辅佐。为明朝的繁荣与稳定立下了赫赫功勋。
杨士奇，这位出身贫寒却才华横溢的能臣，历经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四朝。成祖时期，他初入仕途，凭借出色的文书才华崭露头角。仁宗即位后，杨士奇被擢升为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成为内阁重臣。
他积极建言献策，主张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为稳定仁宗时期的政局发挥了关键作用。宣宗时期，杨士奇更是内阁的核心人物，他在选贤任能方面独具慧眼，为朝廷选拔了大批德才兼备的官员。
同时，他力主整顿吏治，严厉打击贪污腐败，使得朝廷风气焕然一新。在英宗年幼即位时，杨士奇依旧忠心耿耿，全力辅佐幼主。
杨荣，初名子荣，字勉仁。成祖时期，杨荣因才思敏捷、善于谋断而备受器重，担任太子右谕德等职，并多次随成祖北征，为军事决策提供重要建议。仁宗、宣宗时期，他晋升为工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在内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杨荣善于决断大事，尤其在紧急关头能够果敢决策，稳定局势。
杨溥，字弘济。成祖时期步入仕途，仁宗、宣宗时期，杨溥任翰林学士，后进入内阁，与杨士奇、杨荣共典机务。他为人谨慎，行事稳重，在处理政务时注重细节和公平，深受皇帝信任。
内阁成员作为皇帝的顾问和助手，负责协助皇帝处理国家政务、起草诏令、审议奏章等重要事务。
在“三杨”辅政时期，他们完善了内阁制度，使得内阁的运作更加规范化和高效化。加强了对官员的考核和监察制度，严格规范官员的行为，提高了官员的整体素质和行政效率。在司法制度上，主张公正执法，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同时，他们还注重地方治理，加强了对地方官员的监督和管理，促进了地方的稳定和发展。
“三杨”齐心协力，共同辅佐仁宗、宣宗，铸就了明朝历史上着名的“仁宣之治”。他们的辅政使得明朝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鼎盛，国家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百姓安居乐业。他们的功绩不仅体现在具体的政策实施上，更在于为明朝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