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咱爷俩还没有进行过这种面对面的单独探讨（上辈子例外）。
老爸抽了两口烟，说道：“我不是畏难，实在是向阳县底子太差，要用钱的地方多得不得了，财税局的账面上，现金还不足五十万，摊到每个人头上，不过每人一块钱，做得了什么事？”
听了这么个局面，我也不由一阵苦笑。五十万，也不知道够不够发这个月的干部工资。我禁不住想起了前世听到的一个冷笑话：某国家级贫困县的县长在总结成绩时说，本届政府班子本年度最大的政绩就是保住了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
保住了贫困县的帽子，为何是成绩？无他，该上缴的可以不缴或少缴，还有国家扶贫款可拿。而这国家拨下来的款子，那就是唐僧肉，谁都可以割一块来吃的。
自然，我还不至于无聊到给老爸出这样的馊主意。
“爸，迎难而上吧。其实，眼下最要紧的还不是资金，最要紧的是解放思想。解放了思想，才能解放生产力，将广大人民群众的劳动热情都释放出来。”
老爸倒没有责怪我在他这个“理论大家”面前摆弄小斧子，讲大道理，只是问道：“由何入手呢？”
“联产承包责任制！直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
我哦一家伙嚼碎口里的水果糖，重重地说道。
老爸浑身一震，脸色略变。
联产承包责任制，老爸作为前县革委宣传部长，毫无疑问是知道它的来龙去脉的。这个责任制始于五十年代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当初多数高级社对下属的生产队实行“三包一奖”制。即农业社把土地、劳力、耕畜和农具固定到生产队使用，生产队向农业社承包投工（工分）、投资（成本）和作物产量（或产值）。如实际产量（或产值）超过承包产量（或产值），生产队除按规定得到劳动报酬外，还要得到一定的奖励工分；如没有特殊原因造成实产低于包产数，生产队则要受罚，被扣减应得的劳动工分。如此一来，就把生产者的经济利益同他们的最终劳动成果直接联系起来，将大家的生产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大革命时期，联产承包责任制被攻击为修正主义的“工分挂帅”、“物质刺激”，遭到批判禁止。便是如今，也未曾明确解禁。
我知道去年底，就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份，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十八位敢为天下先的社员秘密签署了一个包产到户的协议。拉开了全国农村改革的帷幕。但眼下五六个月过去了，全国各地大部分地区，实行的还是集体生产的“大锅饭”制。这也和当下信息不畅有很大的关系，不像后世那般，进入了网络时代，米国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内放一个屁，一时三刻，全世界都知道了。
这个时候在宝州地区这样闭塞的内陆地域站出来推行联产承包，是需要冒一定政治风险的。而我提出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是比“三包一奖”更彻底的责任制，也就是要彻底打破现行的农业生产模式。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生产工具和劳动成果再分配的问题，而是触及最根本的体制问题。
难怪老爸要震惊犹豫，又是一次“敢为天下先”啊！
但我认为，已经是时候了。去年年底搞了个大棚养殖，颇获成功。但很显然，不能指望一两个点子就搞活向阳县这样一个拥有五十万人口的农业大县的经济。只有彻底解开向阳县广大农民的束缚，焕发他们的生产**，才能真正推动全县的经济增长势头。这个联产承包的事情，不能再拖。
“爸，你还记不记得周先生说过的那句话？”
“哪句话？”
老爸有些愕然。周先生说的话多了去了。
“富贵险中求。”
我盯着老爸的眼睛，一字一字地说道。
咱们老柳家，上溯五代，甚至六代七代八代都是农民，没有一个朝中做官的亲戚。要想在官场上出人头地，依赖的只能是自家的能耐。做出耀眼的成绩，让高层的大佬来赏识。
“爸，你三年前只是一个技师，又怎能想到，有朝一日会坐在县革委主任的位置上？干吧，原本一无所有，大不了再一无所有好了。难道还能饿死？”
我卯足劲给老爸打气。
老实说，要不是我清清楚楚知道今后数十年政治大局的走势，未必就敢这么怂恿老爸。县革委主任虽然只是七品，也是个“百里侯”，在向阳县做个衙内还是蛮舒服的。
老爸哈哈一笑，血性被我激了起来。
“好儿子，有男子汉的担当了。行，这事干了！”
我舒了口气。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