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易被人们所接受，通过不懈的教化，可以跨越行政管辖能力的约束，在更大范围内发挥作用。
另一个就是灵活性强，具有很大的弹性与可操作性，特别适合中国这种幅员辽阔、地域差异性巨大，且民族众多的大一统国家。
以此时的社会发展水平，法制反而不具备这样的优越性，而且严格的法制需要构筑更加严密的上层结构，这也是这个时代的社会所无法长久支撑的。
在这种送个信来回都要经年累月的年代，在庞大的疆域范围内实行统一的法律制度更加不现实。
比如秦国，在战国时期依靠军法治国，很快就获得了强大的国家行动能力。一旦兼并六国，秦制行诸天下，问题马上就暴露出来，才几十年就有人喊出“天下苦秦久矣”的口号，匹夫揭竿而起，天下响应，几下子便使得秦二世而亡。
而此时推行的一条鞭法，也同样面临这样的窘境。由于各地的经济状况不一致，物价不一致，白银的流通情况不一致，使得以白银作为单一征收对象，在某些地方受到了很大的抵触。
儒家在思想界获得独尊的绝对统治地位后，并没有完全摈弃黄老、法家思想，而是将其吸收融合。历代华夏政权的治理模式总是在“无为”与“有为”之间摇摆，在行政风格上一会儿偏向于黄老，一会儿偏向于法家。后世将中国古代传统的政治模式总结为“儒皮法骨道肉”，确实有一定的道理，但万历觉得这其中还应该加上至关重要的“人本”这一条，其本质都是从维护统治者的统治地位与核心利益出发的。
在世界范围内，古代华夏政权在社会治理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远超同时期其它文明。华夏文明在这种模式下更替延续了几千年，积累了无数的经验教训，也使得人治这种模式在华夏具有了异常强大的生命力。即使在万历穿越前生活的那个时代，人治思想仍然顽强地充斥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作为一名穿越者，万历哪怕是已经成为这种制度的最核心受益者，其内心深处早已定型的各种观念与信条，也无时无刻不在与现实经历发生冲突。他已然意识到，对于眼前的这个世界，自己永远都是一个外人，永远都不可能真正被其同化。
张居正的即将亡故，使他一下子就变得慌乱起来，也使他明白过来，自己这段时间刻意营造的和谐安详的氛围是何等的不堪一击。
当然，他也并不是不想有所作为，所以这段时间才会孜孜不倦地看这么多，想这么多。每天阅读奏本，他对其中的很多事物都有着与票拟建议所不同的观点，而他心中又很清楚，如果不能彻底改变这个世界，那些票拟给出的建议反而更加符合现实的需要。
然而，这个时代恰好已经到了理性思想的曙光即将照耀世间的前页。再不采取措施，形势就将变得无法收拾，难以挽回。
但却像一名医生一样，明明知道病人病情危急，可就是始终无法找到有效的治疗手段，这才是令他感到最为苦恼的地方。
眼下，他只是想为死去的妹夫做一些他觉得该做的事情，便已遇到了诸多的阻力。如果不找出适合当前形势的手段与方法，哪怕自己的出发点再怎么伟光正，为之付出再大的努力，也必将是一个劳而无功的结局。
果然，当万历用过午膳没多久，冯保就来汇报，他与宗正朱宙桢一道前往驸马府，就是否让仵作对驸马遗体进行尸检的问题，咨询了公主与驸马双亲的意见。他们都一致认为驸马已经入殓，再不想惊扰到逝者。对于目前已经侦办出来的结果，他们都非常满意，对皇上的关怀万分感激。
这样的答复没有超出万历的预计，他静静地看着冯保，良久，才道：“知道了。”
顿了一下，又说：“驸马亡故，朕心震悼，明日早朝作罢，辍朝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