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思考，殊途同归，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思想意识的解放，需要靠认知的进步与生产力的发展来推动。而反过来，思想的僵化，又会极大地阻碍认知的进步与生产力的发展。原本历史上的华夏社会，无疑就是陷入了后者的深渊。
所以很多时候，一个时代的社会问题，往往需要从思想方面来寻找解决方案。客观环境与主观意识两者间的辩证关系，古人可能搞不清楚，但作为一名穿越者，万历心中还是很明白的。
大明既是一个朝代，也是一个国家。国家，是私有制的产物，华夏也不例外。在传统社会，政权就是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工具。世界上任何一个古典国家，其国家政权维护统治的功能始终是排在第一位的。
随着历史的不断推进，人类社会其实一直都是从极少数人占有一切资源财富逐步向越来越多人资源共享的方向发展，从奴隶社会发展到后世的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人都能公共资源中受益。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政权的统治职能一直都在逐步减弱，而政权的服务职能越来越被强化。
社会生产力越低下，统治者越需要尽全力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至于服务功能就根本无从谈起，而社会要提供越多的服务功能，反过来也需要越高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
在此时的大明，谈这些还远得很，但万历也能清楚地意识到，华夏政权更替至明清时期，统治者在制定政策之时，虽然不知道能靠发展生产力来缓解阶级矛盾，却已意识到，统治阶级的权益需要被抑制，不能盘剥过甚，只有这样才能维持长时间的稳定。
在政府提供不了更多社会服务的时代，这种意识无疑是先进的，同样反映了统治者对局面的一种理性认识。但这样反过来又制约了政权的调节应变能力，一旦发生动荡，就有可能危机重重。张居正克服巨大阻力推行改革所获得的那点积蓄，正常状况下已经可以维持政府很长时间的运转，而一旦情况有变，却又是杯水车薪远远不够。
在此时的大明百姓看来，往往公家就是天家，公家收粮征税无非是以天下奉一人罢了，在这种意识状态下，谁又愿意去承受更多的经济负担呢。所以以后大明如果要建立全新的社会财富分配体系，就必须理顺公私之间的关系。剥削者与被剥削者，都必须能从政府那里获得越来越多公益带来的好处，这样的政权才会得到全民的拥护，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当然，所有这一切的根本前提，仍然是社会生产力的提高。
农耕文明的一大特征就是只需要有比较良好的自然环境，通过勤劳的耕作，就能长期获得比较稳定的物资来源，这也为华夏文明得以长久存续奠定了稳定的物质基础。
华夏民族作为农耕民族，在古代其生产能力相对于其他民族来说始终是非常高的。这个时代西方航海者们不管掠夺到多少金银财富，都只能老老实实来华夏交换各种实物商品。当然，此时华夏生产的丝绸、瓷器等各种产品，本就具备更强的质量与技术优势。这些优势与强大的生产能力相结合，便拥有了极高的性价比，无可替代。
明末自然灾害比较严重，但整个社会陷入绝境，并不是因为灾乱导致社会财富总量不够。关键原因还是在于分配的极度不公，政府的调节平衡能力极其有限，既得利益阶层的势力极其强大。
这是个西门庆与李自成并存的年代，当李自成们被逼得揭竿而起，最终破开西门庆们的府门后，获得的财富还没来得及享受，更加凶狠的敌人趁虚而入了。抢来的金银财宝只能埋进土里，沉入江里，想想都让人觉得没一点意思。
所以万历觉得，此时的大明，确实是存在了各种各样的严重问题，但最佳的选择还是让华夏克服思想意识的障碍，顺利平稳地从农业文明跨入工业文明，并在这一进程中借助物质财富的快速增长，从容解决掉此时的一系列现实问题。
如果在正常历史条件下，这可能需要数以百年的时间去积累知识，而华夏的传统思想观念又过于根深蒂固，稍有波折，就有可能使这一趋势中途夭折，一切都只能重入轮回。原本历史是的明清交替，就是这样。
几百年后的华夏脚球队，依然在一而再地上演这一悲剧，临门一脚啊，何其难也。
作为一名穿越者，万历很清楚自己既不长于理政，也不懂得强军，这些事儿始终还是要交给这个时代的政坛军界精英去完成。但他带来的后世那些知识与见知，却恰好能与此时华夏民族的勤劳品质形成绝佳的优势互补，能极大地加快华夏实现工业化的进程。
很明显，这种优势互补才更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