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日，河南道御史郭维贤等数人上疏，推荐吴中行，赵用贤，艾穆，沈思孝，邹元标五人。
这道奏疏一呈上去，马上引起轰动。须知郭维贤等所推荐这五人，乃是当年因反对张居正遭父丧夺情视事而被施以廷杖并罢黜的官员。
张居正手段强硬，对待政敌毫不留情，加之其改革措施使很多人利益受损，所以树敌众多。即使是在朝官员中，对其心怀怨恨者也是大有人在，俨然自成一派。
自张居正因病退隐后，这些人就已蠢蠢欲动，以张居正的行事风格，留下的把柄真是不要太多，这些人需要的，只是一个时机而已。
正如张居正的谥号让张四维看到了希望，潘晟的倒台与张居正旧党的不受提拔，也使这些人感到时机到了，故而果断出击。
张居正夺情之举在当时就争议很大，有很多官员对吴中行等五人的遭遇深感同情，因而倒张一派便将此事作为问路石抛了出来。
奏疏送达御前，万历看罢，虽然对这五人一个不识，但心却一下提了起来，原本历史上倒张的序幕就此拉开了？
其实罢免潘晟就已向外界传递了一个张居正失势的错误信号，毕竟是老先生临去时所举荐的副国级干部，这么轻易就被拿下，实在令人大感意外。
且因为张居正被万历放归故里，提前退出了政治舞台，使得他的政敌早于原本历史便开始暗中联络，采取行动的时间也提前了很多。
但这些人所选择的这个突破口却是大错特错，倒不是因为万历决意要保住张居正的身后令名，而是由于他对居丧守孝三年之类封建礼制很不待见。
华夏自古崇尚亲情孝道，这本是一种非常美好的情怀，也与农耕民族的生产方式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生产资料靠继承，生产经验靠传承，生产流程靠家庭（家族）成员的通力协作。这样一来，恪守孝道也就慢慢成为一种必然的情感积淀。
但历代儒者从维护礼教的角度出发，不断对其加料加码，使其从一种美好情怀，转变为沉重负累，这就与其本质相去甚远了。
当年夫子尚且说“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而等到汉代大儒编撰《礼记》时，各种严苛的制度标准便逐步成型了，如丧期内不得婚嫁，不得娱乐，不得洗澡，不得饮酒食肉，夫妻不能同房，须结庐而居，有官职者当解官居丧，等等。
大明社会礼教盛行，各种在万历看来很不人性化的习俗比比皆是，虽然他对此尚无能为力，但也决不会让那些卫道士得以起复。
要是按照后世的说法，这就叫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呵呵。
再看内阁的票拟，也是说郭维贤等人此举乃是“党救”，应予严惩。万历当即认可了这项罪名，交部议处。
然而事情并未到此为止，张居正的那班旧党大感惊惧，不安之余，把这笔账记在张四维的头上。
而张四维一时半会对此尚不得而知，他对郭维贤等人的自发举动其实也并不支持，毕竟这些人尚未投靠于他，即使翻案成功，亦不能给他带来多少政治利益。
此刻他还在为着皇上之前对自己奏疏的批复伤脑筋，却不知一场针对他的风波已在酝酿之中。
这一日，徐爵急匆匆来到冯保值房，两人在屋内密商了很长时间。
原来，曾省吾等人在申时行那里没有得到明确的支持，便转而来找徐爵，不但奉上厚礼，还向徐爵表达出对张四维的强烈不满。
毕竟冯保与张四维之间的矛盾已是人尽皆知，所以曾省吾等人明确告诉徐爵，希望在自己这些人采取行动的时候，大伴能予以支持。
徐爵当然知道以自家老爷现今的境况，根本无法左右万岁爷的心思，但这些人主动找上门来，还是让他大喜过望，马上拍胸脯保证，定会说动老爷从中配合。
而冯保自徐爵处得到消息，也是乐开了花，这简直是想睡觉就有人送上枕头。于是通过徐爵的居中联络沟通，双方议定了行动方案。
首先由曾省吾等人找人弹劾吏部尚书王国光，借此将张四维牵连进来，而冯保则负责在万岁爷身边相机进言，确保一举成功。
事成之后，众人便推举冯保的老乡兼姻亲梁梦龙接任吏部尚书。这样一来，张四维即使不倒，也会声誉大损，而且吏部从此掌握在自己人手中，量他张四维也再掀不起什么风浪，迟早会被赶下台去。
计议既定，张四维、王篆等人便指使云南道御史杨寅秋弹劾吏部尚书王国光六罪。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