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社会以后，便逐渐意识到人性之中的一些天然本能欲望，往往难以得到充分满足，必须加以抑制，才能与社会、与他人保持和谐相处的状态。
华夏传统儒家思想在这方面的论述更是非常之多，既有孟子的性善论，也有荀子的性恶论，其中都不乏对于人性的精辟阐述。
但古人对于以欲望激发个人主观能动性，靠自身创造力来提升社会生产力，进而逐步满足个人需求的认知不足。
而华夏文明又在很早就已演化成农业文明，相对稳定的物质产出，使得当时的思想家更加坚信只需通过教化，让民众具备良好的道德操守，保持较低的物质欲求水平，就能使整个社会提升到更加美好的状态。
这样一来，古代先贤对于人欲的看法就难免会比较消极。
至于一直在华夏社会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也同样无法摆脱这种对人性的认知偏差。
儒家承续了周人“以德配天，以礼治国”的理念，始终以伦理道德为基础，越往后走，其所提出的标准就越苛刻，对人欲的压制也越严密。这实际是在与社会的发展相对抗，也使其从一种先进的思想逐步蜕变成阻碍社会进步的拦路石。
当年孔夫子尚且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荀子更是强调“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好恶、喜怒、哀乐，夫是之谓天情”。
可到了后世的道学先生这里，就变成了“人心私欲，故危殆”，甚至宣扬所谓“存天理，灭人欲”。
然而人的天然本性又哪里能灭得了，所以儒家知识分子往往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一方面要对民众大肆宣扬各种高高在上的道德仁义，一方面又克服不了自身存在的种种私欲。
也许极少数人自制力超强，能够做得比较到位，但绝大多数人是无法达到这一境界的。这也就使得儒家学说越往后走，其核心理念的普适性越差，也导致各种怪相乱象层出不穷。那些官员谁会不懂得礼义廉耻，但又有谁能彻底抑制住自己的私欲呢？久而久之，各种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就大行其道了。
无法很好的理顺理与欲，义与利之间的关系，将其有机地协调统一起来，这一直是古代儒家学说所存在的最大缺陷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