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的这一招，无论在此时还是后世，都被普遍运用。后世很多窝案就是这么灵活处理的，而在大明，罚金更是朝廷一项很重要的收入来源。
万历道：“朝中与冯保、徐爵等人互通款曲者不计其数，此事终须做个了结。”张四维刚想申辩几句，却被万历抬手制止，却听他幽幽道：“朕听戏文里唱道一朝天子一朝臣，若是到朕这儿便成了一朝天子数朝臣，那就不美了。”
张四维听得这话，不禁老脸涨得通红，皇上这话听起来像是戏言，但分量却已是相当的重，他哪敢往自己身上套，只得率先俯首，与其余几人一道口称皇上圣明。
万历并不是很清楚，张居正去世后朝堂上的这场纷乱，其起因由来已久，甚至可以上溯到十多年前徐阶、高拱之间的明争暗斗。
当年徐、高二人同在内阁时，便各自利用手下攻击对方，从而引发了派系之争。待到高拱依托隆庆的支持取得胜利后，在其执政期间也取得了很不错的政绩，通海运，饬边防，定滇南，平岭表，制降西虏，可谓成就斐然。
高拱的执政手段非常灵活，自身持节甚严，对于打击贪腐可谓不遗余力，这也是他驭下的重要手段。他担任首辅那几年里，几乎每个月都有好几名官员因贪腐被言官弹劾而遭罢免。
但高拱又以才略自许，负气凌人，“性迫急，不能容物，又不能藏蓄需忍，有所忤触之立碎。每张目怒视，恶声继之，即左右皆为之辟易”，很是专横跋扈，这样一来，又怎能不与另一位牛人张居正发生矛盾。
等到万历即位时，孤儿寡母，主少国疑，哪能容得下一位如此强势的首辅，于是张居正趁势而起，与内廷联手将高拱逐归田里。
张居正的执政理念与高拱截然不同，他有明确的目标，并推出了相应的新政法规。但由于大明疆域内各地具体情况并不一致，使得新法所产生的效果不尽相同。如各地白银流通情况不一，人丁流失情况不一，这也就导致一条鞭法在很多地方都遇到阻力，难以推行，官员们对其的评价也同样是褒贬不一。
与此同时，张居正力图通过裁撤冗员压缩政府开支，以清丈田地增加财政收入，他所做的这些事情，可以说没有一项不是虎口夺食，难度巨大。
为此张居正又推出了考成法，以内阁掌六科，以六科考六部，以绩效作为考核官员的硬指标，这也就是张四维一再提到的所谓“促急烦碎，以致征敛无艺”。
张居正用人的原则也确实偏于实用主义，只注重官员的行政能力，而忽视其个人操守。对付起政见不合者，或与其不睦者，张居正更是毫不手软。
而张四维作为皇家安插在张居正身边的钉子，他本身就曾是高拱手下的爱将，也更加信服高拱的执政模式。张四维的志同道合者这些年往往都不得志，这也是他一上台就热衷于清洗朝堂的根本原因。
而自嘉靖朝中晚期始，再经隆庆朝，直至万历即位后的头十年，数十年间三位皇帝都因为各自的原因，放松了对外廷的监管，就连内廷、厂卫的影响力，也同样被大幅削弱。使得朝堂之上的党争失去有效约束，自此愈演愈烈。如今万历虽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与紧迫性，但要想在推进自己新举措的同时又及时止住这股党争的势头，难度却是极大的。
对于万历来说，推进社会进步与维持局面其实是两件相互独立的事情，整个社会生产力的提高需要一个相对漫长的时期，而在此期间，他必须确保大明的方方面面能够正常运转，并有所改良。一旦顾此失彼，就很有可能陷入被动。
也正因为如此，他所使用的手段一直都比较温和，只要情况没有脱离掌控，就不会冒险采取强硬措施。
万历的这种处境，使得张四维等人很难准确把握皇上的真实意图，无形中也跟他们带来了困惑。像今日的这场召对，就令张四维感到大受打击，但圣命已决，张四维一回到内阁，还是安排人依照皇上的意思起草了诏书，晓谕群臣，凡是向冯保等人输送过财物者，限期上折自省，并缴纳等额罚金。
张四维自己都曾向冯保送过厚礼，所以他对皇上的这道圣旨的效应根本就不看好。这年头官员将颜面清誉看得比命还重要，估计没有谁会走主动坦白这条路的。毕竟这回即使过关，但名声扫地，日后总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哪还有机会获得提拔。
随后，张四维又借故将李植叫来自己的值房，让他去知会一下各位同年师兄弟，这段时间要适当收敛，不可大肆出击。
李植由于表现出色，已经接替了被调出京的王国，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