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赵广汉后京兆尹一职频繁更换，往往新京兆尹的施政策略还没展开，人就被弹劾走了。所导致的结果就是政府忙于自己搞自己，没有精力去尽京兆尹的本职，从某种程度而言，赵广汉死后，长安城陷入一种半无政府状态。
政府无力，民间会自动出现政府的替代者，各种帮派再次浮出水面，收保护费、偷盗、抢劫等等不成熟黑社会的行为充斥长安城。想想就知道，皇帝都要亲自提名人员担任京兆尹了，如果不是不可收拾，刘询不会闲到去跟大臣们抢推荐人才这点儿活的。
刘询问张敞怎么治理长安城，张敞说他现在也不太清楚长安的具体现状，不过他有信心治理好。
张敞到任后，马上就祭出一个杀招，他学当年赵广汉，短时间内组织了一个庞大的情报网，深挖广布，查一查治安混乱的背后到底是些什么人在作祟。
调查越来越深入，老大们露出了本相，是几个长安市的知名人士，家产丰厚，行事低调，偶尔还会搞搞慈善，办办学校，一般人见了都要抱拳行礼的那种，跟现在的同道中人很像。
张敞差人把这些老大们请来，说要一起吃顿饭。老大们当然不能不给新任京兆尹大人的面子，都来了。
饭吃到差不多，张敞放下筷子，放下酒杯，淡然地开口讲道，各位是什么来路，我很清楚，你们既然来了，再想出去恐怕很难。
你们的事情可大可小，想大的话，长安城的监狱足够大，那里是怎么对付犯人的，你们应该听说过；小的话，用你们手下的人，换你们的命。不要跟我讲义气，义气有大有小，你们不想出卖你们的手下人，这是小义；配合我治理好长安，还长安一个清净，帮大家的忙，这是大义，如果这样，我可以报上去，说你们几个是良好市民，协助京兆尹衙门办案有功。
就这两条路，怎么样你们想想。我是什么来路，你们应该查过了，我觉得你们不该考虑怎么把我赶走。
老大们很震惊，低头商议良久。最后看上去资格最老的一个发言，表示他们决定配合张敞，但是有个条件，要给他们几个封官，要不然手下人会起怀疑。
看来关键时刻靠不住的都是老大。
张敞很痛快答应了。他已经掌握了这些人的底细，也不怕他们耍诡计，无非就是麻烦一点和省事一点的区别。
张敞跟老大们商量好了一个抓人的方案。
老大们回去后，请所有人来吃饭，名义是庆贺京兆尹大人给他们封官，以后就黑白通吃什么也不怕了。小弟们想不到这后边的阴谋，能来的都来了。老大们说，今天高兴，所有人必须喝趴下。
然后基本都趴下了。
老大们都很清醒，怎么保持清醒的不知道，大概喝的都是凉水。他们一人提着一桶颜料，在喝趴下的众人背上涂抹上红颜色，他们觉得谁该被抓，就涂谁，因为门外有一大群公差在等着，要靠颜色辨别该抓哪些人。至于老大们在涂颜色的过程中有没有徇私，那谁也不知道了，也没必要关心，今天来的人一个不剩全抓走都不算错。
然后就是抓人了，小弟们在朦胧恍惚中被戴上了刑具。审讯，定刑，一次性宣判一百多号人。
这次行动很快生效了，长安城又变得井然有序。这个事情连刘询都听说了，公开表彰张敞。
老大们都没什么事儿，当然他们也不敢再搞那一套了。
当时的地方官还是比较清闲的，管的地方小，人口少，也不像现在这么多事儿，又是招商引资，又是基础建设，白天研究国计民生，晚上要去促进消费。
汉代的地方官，职责主要有三大部分，一，分配徭役、收缴赋税，这个好理解，就是干活和收钱，这也是地方官的核心工作，支撑国家靠的就是这个；二，教化，包括宣贯上边的思想，办教育，搞展览会等等，都算教化，现在所讲的教科文卫体，社会保障等，也都可以算在教化里；三，治安，安定团结，调解纠纷，就是现在的公检法。其他还有一些人事，组织工作，都是些例行的了，哪朝哪代都有。
第一部分因为是核心，所以国家都有详细的政策和制度，参军服役，挖河修堤，农民交多少公粮，商人抽多少税，国家都有具体的数，地方官照着来就行，这是个体力活，麻烦但是不难干，一般的地方官不会在这上边惹什么麻烦；
第二部分教化，比较虚，官方把教化说得比天都高，但基本上是干好了固然好，干不好也无所谓，比如前文的两个人物，韩延寿办教育，移风俗，靠教化成名；严延年手持大刀，杀人无数，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