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询是个无比务实的皇帝，大概这跟他民间生活经历有关，不过我个人感觉，还是他本身的性格使然。
这个人稳重，谨慎，绝不拿自己的工作开玩笑。宣帝一朝，长安做出的所有的决定，几乎全都是开会之后的结果，因帝王个人冲动而导致国策失误的事，在宣帝朝几乎没发生过，包括国之大事，战争。打还是不打，开会，论证，探讨…结果都看到了，没对匈奴动武，堂堂呼韩邪单于却来投降了。
霸道讲，以吏为师，吏基本等同于刀笔吏，就是严刑酷法，就是震慑；王道讲，以儒为师，仁爱天下。刘询说，大汉的治国之道，乃霸王道杂之。霸道在前，确保你听话，确保国家稳定；王道在后，稳定的基础上求发展。刘询是个实干家，所有的华而不实都被他摒弃，如果把刘询这句话抽象总结一下，那便是，以民为师。理论性的话，刘询就说过这么一句，但两千年中华帝国史，被这一句话说死了，后世的人再怎么变革，也没跑出这句话的手掌心。如果刘询站在云端俯瞰后世帝王千般变化万般折腾，他只会感觉到寂寞。帝国制自秦始皇起，到汉宣帝刘询时期成熟。中国制度史如讲承前启后，汉宣帝当列第一位。
刘奭即位了，他认为自己是个儒者。仁者爱人，即位不久，刘奭下发利民诏书数道，包括：各地方政府、诸侯国以及长安的皇家园林，如果有财政结余，优先赈济贫民，贫民家产在一千以下的，要赠送或借贷给粮食和种子；
太官（御膳房）减少菜品、皇家乐队裁员、皇家马场售卖部分马匹，节省出来的财政预算，用以支持民间对抗传染病；
取消盐铁专卖，国家放弃这两项收入，民间可自由制贩盐铁，用以降低价格，让老百姓受益；（不过这个政策只实施了三年…）
减轻刑法量刑，删除大量死刑条款；
放弃武皇帝时期所立珠厓郡（今海南琼山），减轻国家负担；
等等。
刘奭听说琅琊郡（今山东青岛一带）有两位大名士，王吉和贡禹，为当世读书人所推崇，于是派人请两个人来长安。
这位王吉并不是陌生人，他是当年昌邑王刘贺的老师，要不然也不会有这么高知名度，这个人前文出场过。王吉和龚遂是刘贺的昌邑帮众臣唯二保全性命的人。龚遂后被宣皇帝任命为渤海郡太守，因工作出色又调回长安任水衡都尉，卒于任上；王吉后被任命为博士谏大夫，但宣皇帝认为他是书呆子，太迂腐，没拿他太当回事，王吉失落之下辞官回老家琅琊郡，贡禹则是王吉的老朋友。
王吉老头在来长安路上发病身亡，只有贡禹到了长安。
贡禹老头前前后后讲了很多事情，比如说宫女太多了，应该都裁掉，节省费用；宫里的衣食住行规格太高太浪费，应提倡节俭；武皇帝设人头税从三岁起征，致使很多贫民因为交不起税，生了孩子不敢养，应该改革…等等，应该说贡禹心态很好，意见也很对，并没有失职。
刘奭很认真采纳了贡禹的意见，各种节省费用的规定很快制定出来并付诸实施，人头税也改为从七岁起征，征到二十岁为止。
贡禹还曾经建言废掉货币，用粮食和布帛做等价交换物。亏得刘奭脑袋没发烧，拒绝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贡禹成名很早，却一直混在民间，在暮年的暮年才来到长安做官。因为一个提出废掉货币这样让人无语凝噎的意见的人，宣皇帝一定是不屑一顾的，宣皇帝一直说，欢迎读书人，严防书呆子。
贡禹在四年时间内从谏大夫升到光禄大夫又升到长信少府又升到御史大夫，升迁速度之快堪比当年武皇帝座下的主父偃。
贡禹是死在御史大夫任上的，老头一生没有为恶，更没有贪污受贿，官声和人品都非常之好。但后世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大骂贡禹严重渎职，罪大恶极。
虽说自古文人相轻，但相信司马光不会无聊到无故鄙视千年前的一个文人。司马光说，贡禹明知当朝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他却不向皇帝说，说的全是一些鸡零狗碎，没有触及一丝一毫的本质问题。
司马光说的这个严重的问题，跟刘奭有关，跟皇权有关，或者说，天下至高的皇权，出现了异象。没有彗星凌日，也没有九星连珠，这个异象来自于人。
宣皇帝临死前给三个人升了官，表叔史高任大司马车骑将军，太子太傅萧望之任前将军、光禄勋，太子少傅周堪任光禄大夫。这个意思很浅显，就是让这仨人给刘奭辅政。历代皇帝都这么做，无足道也。
这个安排应该说没有任何问题，问题出现在未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