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顿下来。
庄母便每天出去接洗衣服的活儿,赚来的钱既要维持一家三口的吃食,还要给庄先生买药。
一家人熬过那段最艰难的日子后,庄先生瘦得衣服都快要挂不住了,然后去给人做账房。
日子渐渐好过起来,安稳了两年,庄先生又想着东山再起,便辞去了账房的工作。
他当时已那样,想要继续考学或考官都很难,只能给为官的做幕僚,将来或许可由人推荐入仕,便是不入仕,能够洗刷身上的冤屈也行。
平白受冤,要说庄先生心中不怨是不可能的。
可他不沾官儿还好,一沾上官的事,他的运气似乎就很差,辗转做了两个官员的幕僚,到最后一个时,他甚至一手将人从县令扶到了司马的位置上,结果半途理念不和,他又被驱逐了。
庄家的日子又难过起来。
在庄大郎的记忆里,从他记事起到十四岁那年,他的生活一直不安稳,就算是他父亲给人做幕僚,似乎很受看重的那段时间,私底下他也一直被人排挤。
尤其是他父亲的过往不知被谁宣扬出来之后。
学里,父亲效忠的那位童大人的长子一直以睥睨的姿态看着他,根本不背人,直接当着他的面和同窗们说,“他父亲因品行不端被府学逐出,听说在京城时还抄袭了同窗的诗句,若不是有人推举,我父亲是万不会用这样的人的,但也不过是打打杂,给他们一碗饭吃罢了。”
庄大郎并没有把这些事告诉父母,但没过半个月,庄先生还是知道了。
他请辞后带着妻儿再次离开,也是那一次之后,庄先生不再想着给人做幕僚,而是带着妻儿回乡,开始接一些做先生的活儿。
庄大郎回顾自己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他觉得除了幼年时期那不太明显的时间外,只有他父亲给人做账房的那两年他过得最安稳,也不失快乐。
所以回乡以后,他拒绝了父亲考学的建议,坚持去给人做账房。
他觉得,如果没有根基,那就不要去碰官场。
小富即安,日子过成这样就很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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