嘿，各位看官，您猜怎么着？我这人啊，罗贯中，就是那写了《三国演义》的那位。您别说，写书这事儿，可比说相声难多了，但咱也得有点儿乐子，不是吗？今儿个，我就给您聊聊我这“不太正经”的一生，保证让您笑得见牙不见眼，还得感叹一句：“哎呀，这罗贯中，真是个活宝！”
话说我生于元末明初，那会儿世道乱得跟一锅粥似的，我呢，就像是粥里的那粒红枣，虽不起眼，但也算是有点颜色。家里头，祖祖辈辈都是读书人，可我偏不爱读那些个“之乎者也”，就爱听些街坊邻里的闲言碎语，再加点自己的“调料”，嘿，一出出好戏就在我心里上演了。您还别说，这还真为我后来写《三国演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呢。
小时候，村里有个老张头，讲故事那是一绝，我天天跟屁股后面听，听得多了，自己也会编了。有一次，我瞎编了个“张飞大战外星人”的故事，把村里的小孩儿们都听得一愣一愣的。那时候我就知道，我这脑子，不用来写书，那真是浪费了。我还给他们讲“关羽斩华雄”的时候，关羽其实是用了一把激光剑，一剑下去，华雄的脑袋就飞了，孩子们听得眼睛都直了，哈哈，那时候我就知道，我这“恶搞”的天赋，可不是盖的。
长大了，世道更乱了，我干脆投了张士诚，想着能混个一官半职，也好实现我的“文学梦”。结果呢，那张士诚是个草包，整天就知道吃喝玩乐，我给他写的那些个“锦囊妙计”，他看了直摇头，说：“罗先生，你这写的是啥？俺看不懂啊！”得，我这才明白，原来我的才华，在这乱世里，还不如一碗热乎的米饭来得实在。不过也好，这让我有更多时间琢磨我的《三国演义》了。
后来，张士诚败了，我也就成了“无业游民”。没办法，只好拿起笔，开始了我的“创作之旅”。您还别说，这写书啊，就跟说相声一样，得接地气，得让人乐，还得让人思考。于是乎，《三国演义》就这么诞生了。我写的时候，那可真是“脑洞大开”，比如赤壁之战，我其实是想写成一场“外星人大战”的，但后来想想，还是得尊重历史呀。
写书的时候，我可是没少“恶搞”。比如，那曹操，我给他塑造成了个“奸雄”，其实呢，他也是个文化人，诗词歌赋不在话下，但我就是喜欢他那种“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霸气，写起来特带劲儿。还有那诸葛亮，哎呀，那可是我的“心头好”，智慧与美貌并重，每次写到他，我都得感叹，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完美的人呢？当然，也得给他加点“小缺陷”，比如爱穿个花衣服，哈哈，不然太完美了，读者也不信啊。我还给赵云加了个“特技”，就是每次打仗前，他都会先跳一段“霹雳舞”，把敌人都吓得半死，您说逗不逗？
写着写着，我发现这书里的每个人物，都像是我的朋友，我给他们设计台词，就像是在跟他们聊天一样。比如关羽那句“关某虽一介武夫，亦知忠义二字”，写出来的时候，我仿佛就看到他站在我面前，一脸正气地说着这话，那感觉，别提多爽了。还有刘备，我写他的时候，总觉得他像是个“老好人”，但我又想，这乱世之中，怎么能少了点“腹黑”呢？于是我就给他加了点“内心戏”，让他有时候也会想想：“哎呀，我这仁义之名，是不是也太好用了？”哈哈，我自己都笑了。
书成了，我也成了名人，但您知道吗？我最开心的不是这个，而是看到那些普通老百姓，拿着我的书，一边看一边乐，有的甚至还能从里面学到点东西。那时候我就想，我这“段子手”没白当，至少，我给这乱世添了点乐子，也让后人知道，咱们老祖宗的故事，那是既精彩又深刻的。我还记得有一次，我遇到一个农夫，他跟我说：“罗先生，你那《三国演义》，我读了三遍，每次读都有不同的味道。”我一听，乐了，说：“哎呀，那你可真是我的‘铁粉’了！”
晚年的时候，我回到了老家，开了个学堂，教孩子们读书写字，偶尔也讲讲我那“张飞大战外星人”的故事，逗得孩子们咯咯直笑。我想，这就是我最好的归宿了吧，写书写累了，就说说段子，逗逗乐，人生嘛，不就是图个乐呵嘛。我还喜欢跟村里的老人们聊天，听他们讲过去的故事，然后我再把这些故事加工加工，写成小段子，晚上的时候，就在村口的大树下，给大伙儿讲，那时候，我觉得我就是这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所以啊，各位看官，您看我这一生，虽然没当过什么大官，也没发过什么大财，但我觉得，能留下这么一部《三国演义》，让后人记得我，让人们在茶余饭后还能聊聊我的故事，这就足够了。毕竟，咱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