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致远，字孤云，号海云，谥号文昌，朝鲜半岛新罗王京人。十二岁时乘船西渡入唐，初在都城长安就读，曾游历洛阳。进士及第，出任溧水县尉，任期届满，被淮南节度使高骈聘为幕府，后授职幕府都统巡官。其二十八岁时，以“国信使”身份东归新罗，其留唐十六年间，为人谦和恭谨，且与唐末文人诗客、幕府僚佐等交游甚广，一向被朝鲜和韩国学术界尊奉为朝鲜半岛汉文学的开山鼻祖，有“东国儒宗”、“东国文学之祖”的称誉。
崔致远，辞别亲人，只身西渡，随商船入唐，临行其父谆谆重托，严苛诫告：“十年不第进士，则勿谓吾儿，吾不谓有儿，往矣勤哉，无惰乃力。”崔家在当时并非显贵，只是一般贵族，要想振兴家族，光耀门楣，及第进仕是一个捷径。崔致远由此承担了光大整个家族的重大使命。
大唐对外国学生开放科举考试，外国留学生亦可考取功名，登科及第，称作“宾贡进士”。这一开明政策引得四方异域学子纷至沓来，入唐留学蔚为一时风气，留学生们都在一所叫做“国子监”的大学里学习，这也是当时颇负盛名的国际性大学。据史料记载，国子监可容纳3000多学生，留学生人数众多，尤以新罗、日本留学生居多，留学生的经费，主要由大唐出资，即便是自费前来的学子，亦可获得资助。
崔致远来唐的年代，已是晚唐，虽无盛唐的气宇恢宏，然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盛世的余荫犹在。少年崔致远进入国子监学习，虽有数百名来自同一国度的同学一起学习，可排遣思乡之苦，但激烈的竞争局面，却难遣灵魂深处的孤独之感。崔致远参加科举考试，一举及第，金榜题名的崔致远学有所成，可以稍稍卸下多年的重负，回报故国父老的殷殷厚望，佳讯传至新罗庆州，崔氏家族举族同庆。
登科进第的崔致远，没有就此衣锦还乡，荣归故里，而是选择了继续留在大唐发展，他的心中有着更为宏远的人生愿景和生命抱负。按大唐律法，及第两年后通过吏部的遴选，方能获得进仕资格，在及第与进仕之间凭空闲置出的两年间隙，崔致远因留学身份的结束而失去政府的资助，由此丧失了原本就微薄的经济来源，他开始走上文学创作道路，自谋生路，“浪迹东都，笔作饭囊”。
东都即洛阳，崔致远在那里度过了两年四处游历，飘荡无着的生涯，尚未在登第的峰顶留连多久，便已被生活的真实残酷重重摔下。进也进不得，“东飘西转路歧尘，独策嬴骖几苦辛”；退亦退不得，“不是不知归去好，只缘归去又家贫”。进退两难间，崔致远选择了蛰伏与等待，等待大任降临兼济天下，等待施展抱负报效家国，等待期间，崔致远广交文友，结识了一批有识之士，彼此间唱和酬答，诗文互进。
弱冠之年的崔致远，终被朝廷任命为溧水县尉，任县尉三年间，崔致远官闲禄厚，以文会友。秉承孔子“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的求知精神，积跬步而成千里，积小流而成江海，崔致远后来把在溧水的诗作结集为《中山覆篑集》，可惜后来散佚失传，是为憾事。
作为异邦人士的崔致远，思乡之情油然而生，故国之情，深沉慷慨，绵远长流。南京郊县高淳固城湖畔的花山，因盛产牡丹花而得名，山西麓有座古墓，长眠着唐代两位才貌双全的少女，人称“双女坟”。双女坟主人出身富门，自小躬亲笔砚，长大负有才情，因不满父母之命，嫁与显赫盐商，终愤恚而死。就任溧水县尉的崔致远巡察花山，下榻在招贤驿，闻得双女故事，凭吊孤坟，感佩与相惜之情，油然而生，留下七律一首，以示哀悼。当晚在驿馆，忽见有使女飘然而至，送来红袋两只，内装和诗二首，诗中悲切凄楚，诉说命运不公，崔致远唏嘘不已，旋即回诗一首托使女带至。及夜，梦见两“仙女”驾临，紫裙自报家门，红袖诉说不幸，三人秉烛夜谈，吟诗唱和，不觉鸡鸣，姐妹俩急急辞别。崔致远一觉醒来，十分惊异，便作碑文《双女坟记》和七言古风《双女坟》，又写下《仙女红袋》一文，详述招贤驿梦遇仙女、人鬼相恋的故事，情节曲折离奇、文笔优美生动。此文后被收在韩国古典名着《新罗殊异记》，该书被视为“聊斋先河”，广为流传。
崔致远的《仙女红袋》，深受唐人传奇的影响，色彩绚丽，情节奇幻，以神秘梦境作引，述说心中之想望。身处异域的崔致远，比之大唐文人，更需要一份心灵的知遇与相契，为异乡的清冷罩上理想的光芒，而两女婚事遇挫而亡，与崔致远仕途不济有惺惺相惜之通。于是乎，梦中的红袖添香，便成为人生理想较为完美的释解。
崔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