亥时三刻，枢密院大殿中仍旧灯火通明，魏仁浦、王溥、李谷、窦仪四人既定下战略方向，剩下的业务就比较简单，只要处理好一些细节就可以了。
按照魏仁浦的设想，东门、西门、南门的禁军队伍中，各抽调五千人，其中一万人奔赴冀州，支援天德军节度使符彦卿，这样配合北方守军，总兵力就达到了四万左右，而五千人去支援晋州，这一部分兵力的“象征意义”更大，因为安国军、昭义军、建雄军三地节度使，在当地又一定规模的募兵。朝廷方面，以五千人支援可以表明态度。事实上，北汉刘钧是否敢侵犯大周，还是一个未知数。所以，即便是这五千禁军队伍，在支援的时候也选择了安国军（邢台地区），这样更靠近北部战线。
王溥、李谷、窦仪三人没有太大异议，唯一产生争执的点，是大军何时出发。
魏仁浦、王溥担心小符皇后责怪，认为枢密院要立刻签署公文，知会殿前都点检赵匡胤整顿军马，前往边境支援，越快越好。
李谷、窦仪则认为，史弘肇刚刚离开汴梁，他到驻地整顿兵马、前往北境的时间点，很可能会与赵匡胤重合，如此一来，两支大军狭路相行，不便于开战。尤其当下，大雪封路的情况下，粮草、辎重运输非常不方便，还是错开一点时间好。
四人在探讨大军何时出发，都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那就是“统领”的人选，都是赵匡胤！
不是他们想不到别人，而是当下，禁军高级军官当中，已经没人可用了。
张永德已经脱离禁军系统，得到了一个“检校太尉”的虚职，李重进被排挤出汴梁，远走淮南。
余者，包括韩通、李筠、曹彬、潘美等，能力与声望都没有能与赵匡胤相比的。
现代经济学原理阐明的最基本概念，就是“资源一旦高度集中就势必会产生垄断”，而垄断又必然导致独裁者出现。
军权就是一种资源，在不知不觉当中，后周的绝大部分军权都聚集到了赵匡胤手中，这其中，既有皇权赐予的，也有阴谋获取的，还有同僚参股的，最可怕的是，连一个国家位于管理中枢的重臣，都没有意识到问题的存在。
最终，李谷、窦仪做出了妥协，他们既不属于枢密院编制，也不属于后周中枢管理层，魏仁浦将他们拉进来，也只是为了孤立王朴，借机扩大自己在朝中的势力而已。没错，魏仁浦也是有私心的，虽然范质名义上是文臣集团的首领，可等到郭宗训登基，谁能够坐上左丞的位置，还不一定。
事不宜迟，魏仁浦以枢密院的名义签发军令，随后兵部跟进，位于西城顺天门外的禁军行营，很快就接到了开拔命令。
赵匡胤一直在等待开拔，等待带兵出城的机会，可看到军令之后，他又不着急了。
原因有二：其一，和州之战，周军惨败，死几个人他并不关心，可南唐却将巢湖水道的战船打包带走、余下焚毁！那些船不是官家财产，都是我的钱造的！与兵部的那些蠢货不同，赵匡胤的军事素养要高得多，直觉告诉他，南唐此次行动绝非是挑衅、反击那么简单，也许正应了田重进的话，这次要“假戏真做”了，出兵南唐！当然，现在还不是时候，要等到自己坐了那个位置之后。
其二，军令上只给了自己一万五千人，太少了，要知道禁军当中有“八营”（4000人）是赵匡义直接指挥的，加上高怀德、张令铎、张光翰、赵彦徽等手下的人，差不多也有6000人，也就是说，自己的嫡系、死党就占了一半还多，难道真打起来，让自己把自己的手足砍掉？
枢密院、兵部的一群蠢货，想得倒美，再等等，大的还在后面。
所谓“大的在后面”，指的就是更加急迫危险的前线军情，契丹确实有动作，但远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之所以能够惊动冀州的符彦卿，让他写信想朝廷救援，这要“归功”于义务军节度使陈肇麟，他所驻守的易州区域距离契丹最近，能够得到一手情报。
而这个陈肇麟，又恰恰是赵匡胤的死党之一，不仅如此，北境六州将领，基本上都是唯赵匡胤马首是瞻。
果然，枢密院等待消息的魏仁浦、王溥等人，没有等到赵匡胤的准备开拔消息，反而接二连三接到兵部的紧急军情，说是契丹大军已经南下，北汉精锐尽出太原！
随后，赵匡胤的奏表才姗姗来迟，说什么“兵少将寡”“身体有疾”，总之一句话，不能出战。这一幕很熟悉吧，历史上反复的出现过，比如“百日皇帝”袁世凯，就用这一招拿捏过清廷。
好一招欲擒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