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静深拖着空壳一样的躯体已经活了十几天了，其实当他那天从收音机里听到日本昭和天皇用“鹤音”宣告日本战败的诏书时，他就知道一切都该回归消寂了。
今天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当然，他并不知道即将发生的这件事。与往常一样，此刻他在红松办公桌前坐着，右手托着长胡茬的下巴，左手的拇指和食指习惯性地捻着一串泛着乌蒙蒙的油光的老包浆凤眼菩提子手串。眼前一台日文假名打字机上已经打出了大半页纸，桌上的堆满了档案、报告、照片、录音带甚至是录影带等各式文件和材料，它们都是关于同一个人的，它们将廖静深和打字机括了起来。他用并不熟练的右手指尖又神经质般敏感地点了几个字，然后揉了揉眼睛，戴上眼镜，像以往审查犯人般逐字逐句地检查着。
“林重，”廖静深嘴唇稍稍抽搐了一下，轻轻念道，“生于1905年，即明治三十八年的大连……”
这里肯定不对，因为它读起来很别扭，肯定不对，廖静深很快就发现了。他那鼻毛剪得很干净的鼻孔里颇为不满地长出了一口气。
“我好歹也是特务调查处处长，怎么还能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廖静深想着，一把撕下这张纸，揉成一团扔进脚边的垃圾桶。可他又将它抓起来，抻开、铺平，再读了一遍。
多少年都没有写这样特大案件的报告了，廖静深摇摇头，掏出左边口袋的煤油打火机，右手提起这张纸的一角。他连着打了几下火，一束火苗蹿起，从下方将纸点燃。
日本人最讨厌像我这样浪费纸张了，尤其是神谷川先生。廖静深看着手里的纸张在火焰的裹挟中燃烧、变形，这样想。他蓦地又想到，就算讨厌又能怎样呢？现在没人能管得了我了。
当纸张带字的部分全都成为灰烬时，廖静深将它塞进手边的那个几乎没了水的满是烟蒂和烟灰的黄而黑的玻璃罐头瓶里，屋子里悄然出现了一种掺杂着烟草味的燃烧后的奇怪味道。
看见从窗帘间隙中透进来的曙光，廖静深双手撑着椅子扶手，缓缓起身。又是一个不眠之夜过去了，他把桌上的日本台历翻到新的一页，上面印着昭和二十年，公元1945年8月22日，水曜日。
廖静深发现腿有些麻了，血管里像有无数的小虫子在爬。他把手串戴上，双手后背，欠着身子弓着腰像个老母鸡一样滑稽地挪到窗前。他的动作像是十十几天前在广岛和长崎投下的那两颗巨型炸弹引起的震荡波，把地上的灰尘扬起，在射进来的光线中无谓地翻卷着，就像那些在爆炸中化为齑粉的人。他将深红色的厚重的窗帘拉开，阳光透过明亮的窗户满满地装了进来。
窗台上摆着一个盆景，里面栽着一颗矮小的黑松和几簇高瘦的文竹。树丛下面，一个瓷做的老渔翁穿着蓑衣，坐在长满青苔的泥土上。
这盆景算不上精巧，也不属于任何一个盆景流派，因为它毫无章法，没有明显地突出主题性、层次性和多变性，在有些来过他办公室的日本盆栽高手眼里，它甚至有俗不可耐。廖静深曾经异常地喜欢它，他每次都要俯下腰左右观赏一阵，拿起喷壶，朝盆景上小心翼翼地喷些水，然后目光从老渔翁的身上茫然地游离至窗外。但是自从十几天前，他的儿子在长崎与七万人一起飞灰湮灭之后，他就再也没这么做过。
廖静深所在的这栋警察部大楼地面之上一共三层，楼很长，但并不宽。它的外墙上紧束着干练的竖直线条，是一个标准日本武士的身材，没有一丝赘肉。甚至有传言说，它的设计灵感来自关东州警察部的首任部长的脸。大楼面前是朝日广场，广场上的草坪郁郁葱葱。广场的北面是关东州厅本部的办公楼，楼前静静地趴着几辆车，关东州厅办公楼和东边的关东州警察部大楼一起拘禁着广场中央伫立的太阳旗和旭日旗。燥热的空气中难得来了一丝微风，风拽着旗，它不情愿地欲展欲舒，除此之外，偌大的广场连一个会动的东西都没有。
一只早起的蝉在玉兰树上猛地叫了几下，廖静深摘下眼镜，使劲揉了揉本就不大的一双眼睛。他偶然瞥见窗户玻璃，上面映出一个陌生的、形同路人的形象。
这人梳着多日不洗的背头，那头发被汗水和油脂粘成一绺绺的，乌黑的眼眶深陷，由于暴瘦，额头上的抬头纹都无力地垂了下来，脖子上的皮也松了不少，往日穿着合身的西服现在几乎像是挂在衣架上……原本一百六十多斤的自己，目前居然成了这个不足一百二十斤的颓样。廖静深的鼻腔里似乎还嗅到了一股腐尸的气味儿，他对着窗外的玉兰花枝眯起了眼。
“林重，”廖静深背着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