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的王朝都极为重视盐务，刚成立的明朝也是如此。
洪武初年，朱元璋陆续在全国设立了两淮、两浙、福建、河东、山东、福建共六个都转运盐使司衙门（简称转运司），以及盐课提举司（小一些的盐区设）。此外，各地方下设分司、盐课司、巡检司、盐场与批验所。
而在诸多的盐区之中，尤以两淮盐区所产盐最多，食盐质量也最为优质。每年产的盐多达七、八十余万引，占到全国食盐产量的四分之一还多。
前世的乾隆、嘉庆、道光时期，两淮盐产量达两百万引左右，约八亿斤食盐。
生产食盐的百姓被称为“灶户”，有专门的户籍，子孙世世代代必须产盐，不得随便更改。
洪武元年定制，盐每四百斤为一引，称“大引盐”。弘治时，改办“小引盐”，以两百斤为一引。
各都转运盐使司的最高长官是都转运使，从三品，负责转运司内的一切政务。
有了盐，有了管理盐务的官府，那生产的这些盐又是如何卖出去的呢？
明初，为了对付残存的北元势力，朱元璋在王朝北部的边镇部署了大量军力。
由于大军耗费粮食、物资巨大，便有官员提出征召商人往边疆各处运粮，而朝廷则给予商人食盐作为补偿。此法得到了朱元璋的同意，并在全国实施，也就是开中法。
商人不仅运粮食，钞、布、马、茶、草、铁等都在运输之列。
首先，由户部贴出榜文，榜文上会写明纳粟区域、所纳品类、数量等内容。接着，商人将粮食、物资运送至指定的边关仓库。
边仓官员会将商人所运粮食、物资的品类、数量、应支盐引数量写在盐粮勘合上，一式两份。其中的一份发给商人，称为勘合，作为纳粮支盐的凭证，另一份则由官府送到各地的都转运盐使司或者盐课提举司。
随后，商人持勘合去指定的转运司比对勘合，无误之后会签发盐引，准许盐商支盐。支取到盐后，会到指定区域进行销售。
明朝成化、弘治时期，为了解决盐政弊端，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
户部尚书叶淇在内阁首辅的支持下改开中法。
其主要内容是盐商在地方盐运司缴纳足够银两，便可称掣食盐。然后，各地方盐运司再把所得银两，统一解送到户部太仓进行管理，分发各边镇将士购买所需，这一盐政变革史称“叶淇变法”。
叶淇实施了开中纳银制度后，盐商可以纳粮中盐，也可以纳银中盐。不仅提高了盐商的积极性，还增加了国库的财政收入。
万历朝时期，为了解决盐引积压的问题，时任户部专管盐政的山东清吏司郎中袁世振进行盐政改革。袁世振建立了盐业世袭商专卖制度，结束了长久以来实行的官专卖制度。
即只有登记在纲册上的盐商才有买卖食盐的权利，并由其子孙世代相传，其他人不得染指，违者将受到处罚。而且，这些入纲的盐商是明朝官府承认的，并受盐法保护专门经营盐业生意。
尽管这一制度解决了当时朝廷面临的困局，但是将盐这一重要的物资交由专门的商人永久专营，本身就存在着问题。
崇祯元年元月初七，在安排好济南的一应事务后，刘卓与乔装之后的苏若莹带着商队、护卫沿着运河南下。
为何选择在初七就出发呢？
因为年后的天气依旧寒冷，一行人马匹、车辆较多，沿途许多河流冰冻，利于大队车马行进。
为何选运河南下呢？
一方面是为了让苏若莹见识一下运河两村镇、县城的繁华，另一方面则是为了了解运河的运输情况，以便于在漕运与海运之间有所侧重。
十余日后，一行人便来到了兖州府的张秋镇。见张秋热闹不已，刘卓便决定在张秋镇停留三日。
由于张秋镇居于济宁州与临清州之间，运河通畅，张秋镇的手工业极为发达。如酿造、糕点、酱菜、纺织、印染、饰品等。
“张秋、阿城、七级三镇是有名的阳谷运河三镇。不过时间有限，就只能带你在在张秋玩几天了。”刘卓一脸真诚的看着苏若莹，认真道。
“侯爷能带妾身出来，就已经是妾身的福分了，妾身又怎会奢望处处都看一遍呢？”苏若莹轻声柔语道，一副弱柳扶风、我见犹怜的样子，令刘卓甚是喜爱。
“张秋虽说是一个镇子，但其规模甚至于比一些县城、府城还要大，有九门九厢、七十二条街、八十二胡同，妥妥的漕运重镇。城内有米市街、茶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