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工商局这边施加一些影响。
方自归心想，这结果也算不错了，因为搞定上海局比搞定大连局重要。上海局要查的可是全国范围的违法行为。
“你们公司我们也了解过了，虽然说在我们工业区你们不算很大的企业，但去年缴税也有两三千万。”局长和颜悦色地对杰罗姆和方自归说，“对于你们公司，我们工业区还是很欢迎的。现在碰到这个问题，我会向市领导反映你们的诉求，看怎样把负面影响降到最小。但是，你们内部也要进行必要的整改，承诺将来不再发生同样的问题，好不好？”
好，现在抓到第二根救命稻草。将来到底哪根能起作用，杰罗姆和方自归也不知道，反正在惊涛骇浪就要来临之前，抓一根是一根吧。
接下来的一个多星期，柯局和杰罗姆在工业区工商局的会议室里又缠斗了几次，每次方自归都要陪斗。每次斗完以后，杰罗姆都要写一份斗争总结报告，再和方自归与VP、香港律师、上海律师开斗争总结会，为下次斗争做准备。律师们抠字眼的能力非常强，常常为了柯局的一句话，或者杰罗姆的一个回答，就讨论很久，所以会议常常开到深更半夜。
跟律师开过几次会以后，方自归渐渐产生了一个感觉，就是律师简直是教条主义的虔诚教徒和吹毛求疵的顶级专家，如果世界完全按照他们的思路运转，完成四个现代化的建设肯定得推迟。
但是，步步为营的律师们渐渐得出了一个清晰的结论：柯局手上所谓的确凿证据，仅仅就是行贿的销售员和受贿的采购经理的两份口供，除此以外，他们没别的牌可打了。所以，“公司有组织地进行商业贿赂”的说法缺乏证据，他们也应该不会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轻易把本案曝光给媒体。因此，律师们建议的解决方案是：杰罗姆一定要守住，坚决否认那次贿赂是公司行为。那三个人从大连出来已经快一个月了，不可能在上海一直耗下去，我方跟他们耗到底，等他们实在耗不下去了，再做点儿让步，接受点儿罚款，最后了解此案。
方自归心想，这不是毛爷爷的《论持久战》嘛，这个战略好是好，但有一个缺点，就是耗别人的同时，也耗得自己筋疲力尽，摊上这个事，别的事都不用干了，天天干耗吧。
其实这段时间，工厂里有别的事要操心，方自归却分身乏术，比如已经进场安装的广州机场机库门项目。
广州机场项目非常重要，这是上海工厂第一次生产这种门的活动柱，这是世界最宽机库门，如果这个项目做好了，方自归就有了在集团里吹牛逼的资本，而这个项目如果出了纰漏，也因为项目的重要性，肯定也很快会在公司内部传得人尽皆知。所以，这段时间方自归一边要跟大连工商局的人斗智斗勇斗续航能力，一边为这个项目的安装提心吊胆，生怕安装的时候发现什么大问题。
生产这樘门的时候，就有点儿跌跌撞撞，因为时不时发现图纸有问题。这樘门的设计，用上海工厂设计经理的话说，来自美国机库门工厂的一个靠谱工程师和一个不靠谱工程师。靠谱工程师是美国工厂的技术经理，话不多但说话都在点子上，上海工厂第一次做活动柱，就是他到现场指导完成的，方自归对他敬佩有加。但另一位不靠谱工程师，典型的美国人性格，活泼可爱幽默风趣话很多，但却让方自归有些讨厌，因为他设计的图纸老是出差错。
靠谱工程师的图极少有差错，但毕竟他是经理，所以这个项目的几百张设计图纸，大部分还是出自不靠谱工程师之手。生产时就发现不靠谱工程师的图纸上有不少低级错误，比如有的地方漏标了尺寸，车间做着做着不知道怎么做了；有的尺寸是错的，有的地方该打孔的地方没打孔，车间做着做着发现装配不起来了；再比如安全钳的型号选错了，发现错误后，只能赶紧重新从海外供应商订新的安全钳空运过来，错的安全钳还不能退货，因为是定制的。所以，工厂是一边跟美国工程师沟通，一边改图纸，一边生产，方自归就对这个项目产生了严重的担心。
工厂生产完了发货到现场的只是半成品，现场安装完毕才是成品，方自归担心工厂生产时没发现问题，到安装时才发现有问题，那问题可能就大了。与工业滑升门不一样，机库门安装时发现大问题补救起来比较难，因为有些零件是一次性生产的，加工周期也很长，如果有零件需要重新制作，耽误了工期，就可能会被客户投诉和罚款。
这天跟律师开完会，还没到深更半夜，方自归又挂念起广州机场项目，放心不下，就给这段时间一直奋战在工地上的游梓晖打个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