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校，今朝之君，或可位列大明史上，除太祖、成祖外，初登大宝即掌乾坤之强者。
后宫寂寥，无后无母仪，独郑贵妃孤立，朝野侧目。
前朝景象，异于嘉靖之时。
杨廷和因拥戴之功，聚文臣之众，与嘉靖之志相左，虽终遭嘉靖清算，然时已蹉跎。
万历遗下的帝国，虽满目疮痍，朝堂却较为清明。
光宗之胡乱拔擢，经朱由校数度整顿，留下者皆能纳谏之贤。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帝之爱才务实，悄然间，外廷风气为之一变。
未及两日，赋税考成之法已呈御案之上。
韩爌、周应秋、李汝华、张问达四人侍立，目睹圣上审阅奏章。
韩爌轻声谏言：“陛下，考成法再行，臣等皆赞同，唯虑刑罚过重。”
帝笑曰：“重乎？朕以为犹轻。”言罢，挥毫盖印，交付刘时敏。
“大明现状，尔等心知肚明。不重典治吏，朕恐重蹈煤山覆辙。”
此言一出，四座皆惊，无人敢应，恐触霉头。
“考成法即此施行，望卿等恪尽职守。”
朱由校转对张问达道：“都察院需速立章程，明察秋毫，勿使御史、给事中越权行事。”
张问达领命而去，誓将整顿各道。
“李卿，京畿田亩、人口清查，户部当仁不让，州县力行。
速办理汝华领旨，与袁侍郎议定策略，拟丈量田亩，重编地契，再造鱼鳞册，以清疆界。
帝首肯其策，并嘱都察院监之，以防贪腐横行，欺压百姓。
张问达再拜领命，众臣退，京中因田亩清查之事再起波澜，市井议论纷纷。
大明自古非守旧之地，其民善于变通，于祖制间游刃有余，寻觅革新之隙。
此刻，明智之士皆洞悉，大明已至非变不可之境。
皇恩浩荡，实俸京官，诸党不谋而合，共议清查田亩之要务，势在必行。
《优免新例》一出，大明税基受损，若不及时修补，百官俸禄恐难以为继，内帑之银，岂能年年外借？
至于触动既得利益，引发民乱之忧，实属多虑。大明士民，受儒学熏陶，道德高尚，尤以青年才俊，血气方刚，勇于担当。
增俸足禄，足以吸引众多青年才俊归心于皇权之下，谁愿背负贪腐之名，而弃朝廷之厚禄？
贪腐之徒，多为世故老练之辈。
随着议政深入，加税之议亦浮出水面，东林、齐楚浙等党，非但外争，内亦纷争。
东林党内，叶向高主张矿税，而韩爌、张问达则力推田税，各执一词。
朱由校居南海子，日操两卫，冷眼观京城风云。
党争喧嚣，他却不以为意，深知皇权强则党争息。
商鞅徙木立信，变法成功，得益于秦孝公之全力支持；而秦惠文王时，公子虔、公孙贾因犯禁受罚，更显变法之决心。
反观王安石变法，元佑、元丰两党相争，从神宗至哲宗，党争不息，苏轼等人屡遭贬谪，直至蔡京以“元佑党籍碑”终结党争，然党争之祸，终未绝迹。
党争之下，文官节操日衰，北宋由范仲淹、富弼之高尚，渐至王安石、韩琦之时，仅余及格之姿，及至新旧党争最烈，士大夫节操底线一再突破，宣和、靖康之际，更是令人唏嘘。
大明亦未能免俗，君子不党，小人党而不群，皆因利字当头。
朱由校深谙此道，亲自下场，以雷霆手段平息党争，唯才是举，不问出身党派。
正如历史所鉴，武则天兼用狄仁杰与来俊臣，嘉靖并重海瑞与严嵩，皆因用人之道在于才而非党。
朱由校之举，亦是此理，大明未来，或可因此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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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末年，腊月之初，历经月余风霜洗礼，祖大寿率领铁骑，终抵京师。
同赴盛会的，尚有山海关轻骑简从的赵率教，二人并肩，将麾下雄师安顿于南海子东红门之外，旋即步入皇家苑囿。
在宦官细心服侍下，二人换上御赐新袍，熠熠生辉，步入旧衙大堂，躬身行礼，齐声颂道：“末将赵率教\/祖大寿，叩请圣上龙体康泰。”
“朕躬安，二位爱卿平身。”朱由校搁下案牍，目光温和地望向二人。
赵率教，年逾五旬，曾官拜延绥参将，因谗言中伤而卸甲归田。
萨尔浒烽火连天，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