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家发展，北京市作为首都，在人口、建筑诸方面的扩张，恐怕是全世界最迅猛的扩张了。陶砚瓦当年当兵时常到北京“送稿子”，那时北京的人口是500万。刚转业时人口接近1000万，现在据说有3000万了。你几天没到一个地方，过几天再去，可能一座楼就起来了，一条街翻新了，一条路冲直了。用日新月异形容，可谓所言不虚。
先是往二环以外发展，没几年就往三环以外发展，现在四环以外也很少余地了，五环外都算市区了，更有不少人往六环外，甚至到河北的燕郊、廊坊、固安，涿州还有张家口方向买房。人们在一个新奇的年代，不断创造着各自的新奇。
这个新建的小楼要放在什么地方呢？
陶砚瓦一边考虑着起草请示，一边傻傻的暗自思忖着这个漫无边际的问题。
他甚至在没人时，找来北京市最新版的地图，端祥来端祥去，象要排兵布阵的元帅。
其实，有人比他更着急，这个人就是尚济民。
此刻的尚济民，正独自坐在办公桌前，苦苦思索。桌上一堆文件，有待批的，有待阅的。他手里拿着一根吸水软笔，既没批，也没阅，而是在想建小楼的事儿。
那天他见到总理，只是如实汇报他了解到的情况，他没想到总理听完之后，竟说了一句：“你们可以考虑建个小楼”。
尚济民听了，立刻感到这句看似平常的话里，蕴含着一个沉甸甸的政治举措。总理亲自提议“建一个小楼”，既是对专家学者普遍呼吁的一个积极回应，更是从崇文尚德、尊史重道的文化思维出发，体现中央政府接续和弘扬中华文化传统的决心及行动。
兹事体大，但具体操办起来，真要“建一个小楼”，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需要把总理的指示，与国家的法规、部门的实际一一衔接对应起来，还要抓紧运作，争取在自己任期内完成。
他象一个以长考为杀敌利器的围棋高手，又象一个面壁悟道的高僧大德。桌上杯子里的水早凉了，他竟一次也没碰。
陶砚瓦着急是瞎着急，尚济民着急才会有办法，人家是部长，是一把手嘛。
果然，很快便有消息来了。那天孙谦通知陶砚瓦：今晚在机关安排一桌餐，领导要宴请北京市老领导岳顺祥，并且请陶砚瓦作陪。陶砚瓦一听就明白了。
岳顺祥，江苏人，曾任老书记秘书。历任东城区长、书记，市委党委、组织部长，奥组委执行主席，干到68岁了，还没算完全退下来，还在市委上班，保留着秘书、司机、办公室等原有待遇。可知此公在京城党政界之尊贵。
机关食堂在半地下的负一层，有重要宴请安排在机关办公楼的三层，有电梯可达。时间定的是6点半，6点一刻，陶砚瓦已站在大门口迎候。一辆挂“京安”牌子的车子一到，陶砚瓦立即迎上前去，想着打开右后车门，却见前面车门里早有个小伙子跳出来把车门开了，并且一手扶人，一手护头，架出一位老者。陶砚瓦即知他们便是岳顺祥和他的秘书张宏，也忙上前挽着另一只胳膊陪同上楼。先到接待室，尚济民已先行到达，两人握手寒喧，稍事停留后，就到餐厅落坐。宴请开始。
因为是第一次来，级别又比较高，所以标准定得不低。但岳顺祥有好多东西或者吃得很少，或者连动也不动。尚济民就说：“砚瓦，叫他们过来，岳主席是不是不合口味啊？”
按照惯例，这种规格的宴请，都是分餐制，亦即所谓“中餐西吃”，就是由服务员将每道菜肴按位分发到餐客盘中。它一是避免了大盘混吃的交叉接触机会，二是避免了欧美人士因为不会使用筷子而产生的尴尬，因为它为每位客人都准备了中西两套餐具。北京爆发“非典”之后，这种吃法已经非常普遍。
近年来西风日渐，不少人“崇洋”，什么都往欧美靠，连这么吃饭也叫“西吃”。实际上，这种吃法早在4500多年前就在中国出现了，有考古成果证明，最晚在龙山文化时期，我们的先人就采用以小食案进食亦即分餐制的方式。在不少古墓的壁画中，也多有这样的场面。鬼知道那个时候欧美人的祖先是什么吃法？
但万事万物没有百分百正确，这种吃法好是好，它也有两个弊端：一是极易造成食物的浪费，经常有客人原封不动的把自己分得的食物放在那里由服务员收走，二是吃饭时必须由服务员在现场伺候，一个人还划拉不开，经常要有两三个服务员站在旁边伺候。
好在中国人多，就业不易。估计仅餐厅服务员的从业人数，也会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