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头混了会子洋事儿。又不想抓权，又讲‘民主’，又想升发，又不想得罪人。怎么才能不树立敌人？你说说！在过去，你老是说孙中山鼓吹革命好，自从孙大炮革起命来，把清朝的江山推倒，天无宁日！清朝手里是封了粮自在王，如今天天打仗，月月拿公款，成什么世界？还鼓吹什么男女平等，婚姻自由，闺女小子在一块念书。我听了你的话，把大庙拆了盖上学堂。如今挨全村的骂，快该砌下席囤圈了……”
冯老兰这么一说，象揭着冯贵堂头上的疮疙疤。他不等老爹说完，抢上一句说：“这就是因为村里没有‘民主’的过，要从改良村政下手。村里要是有了议事会，凡事经过‘民主’商量，就没有这种弊病了！咱既是掌政的，就该开放‘民主’。再说，你又上了年纪，又是村政又是家政，你一个人揽着，怎么管得过来？怎么不落人的埋怨？就说那铜钟吧，本来是四十八村的，你不通过村议会讨论，一个人做主卖了。把好事办成坏事，惹出一场人命案，使你老人家一辈子不舒心，多么不上算……”冯贵堂说得累了，喘了一口气，停了一刻。见老爹只是低着头不抬起来，又说：“听我的话吧，少收一点租，少要一点利息，叫受苦人过得去，日子就过得安稳了。从历史上说，多少次农民的叛乱都是因为富贵不仁，土匪蜂起，引起来的。这就是说，要行‘人道’，多施小惠，世界就太平了……”
冯老兰耐着性子，想听完冯贵堂一阵话。听到这里，再也忍不下去，把桌子一拍说：“你算了吧！又跟我鼓吹‘民主’！那样一来七嘴八舌头，龙多死靠，什么也做不成了！依着你，土地银钱不能生息，过日子要花钱，孩子们上学要花钱，打官司要花钱，日子还有什么升发。家不富而国安在哉？”
冯贵堂看老头子又发起脾气来，打起笑脸走到老爹跟前，装出缓和的神气说：“这么着啊，咱用新的方法，银钱照样向咱手里跑。根据科学的推断，咱这地方适宜植棉。咱把地里都打上水井，保定新发明了一种水车，套上骡子一天能浇个二三亩地，比手拧辘轳快多了。
多种棉花、芝麻，多种经济作物，这比放大利钱收高租强得多了。少在受苦人身上打算盘，他们就越是肯出苦力气，说咱的好儿，不再骂咱们了！“
冯老兰把头一扭，说：“哪，不行！受苦的人生就了的骨头长就了的肉，是卖力气的。照你说的那么办，他们都过起舒服日子来，谁还死心受苦？那样他们不会说咱好，反倒骂咱们傻到底了。再说，土地使水一浇就漏了风，要施很多的粪肥才行。光使水浇不施粪，会都把庄稼浇黄了，能长出什么好庄稼！要施粪哪有那么多粪肥！”
冯贵堂听父亲不赞成他改良主义的主张，他摇摇头想到：“人，一上了年纪，就爱固执己见，偏重保守了！”笑着油嘟噜的嘴唇，缓和了一下神气，说：“这，我都打算好了；咱有的是花生黑豆，就开个轧油坊。开油坊还不使那大木榔头砸油槽，咱买个打油的机器，把地里长的花生黑豆都打成油。再买几盘洋轧车，把棉花都轧了穰花，把棉籽也打成油。咱再喂上一圈猪，把棉籽饼喂牛，花生饼喂猪，黑豆饼当肥料施到地里。把豆油、花生油、棉籽油和轧的皮棉，运到天津去卖，都能赚到一倍的钱。这样也积得好猪粪、好牛粪、好骡马粪。有了这么多粪，地能不养肥！地肥了能不多打粮食！这样赚钱法儿，比登门要帐上门收租好得多了！”冯老兰不等冯贵堂说完，从椅子上站起来，摇着一只手说：“我不能那么办，我舍不得那么糟蹋粮食。好好的黑豆，都打成油？把棉籽饼都喂了牛，豆饼都喂了猪，哪不可惜？你老辈爷爷都是勤俭治家，向来人能吃的东西不能喂牲口，直到如今我记得结结实实。看天冷时候我穿的那件破棉袍子，穿了有十五年，补丁摞补丁了，我还照样穿在身上。人们都说白面肉好吃，我光是爱吃糠糠菜菜。我年幼的时候，也讲究过吃穿，可是人越上了年纪，越觉银钱值重了！你就不想想，粮食在囤里囤着是粮食，你把它糟蹋了，就不是粮食了。古语说：”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哪！过个财主不是容易！你的人道主义，就等于是炕上养虎，家中养盗。等把他们养壮了，虎会回过头来张开大嘴吃你，盗会拿起刀来杀你！“
冯贵堂好象没听见老爹的话，若无其事地笑笑说：“我还想过，咱们有的是钱，少放点帐，在街上开两座买卖，贩卖盐铁，贩卖洋广杂货，也能赚很多钱！再说，到了麦前，麦子价儿大的时候，该把仓房里的麦子都卖了。过了麦熟，新麦登场，咱再向回买。秋前卖谷子，春天卖棉花，都能多卖一倍的钱。我研究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