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对寻衅滋事罪的适用范围予以解释论层
面的限制，具体来说，主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对寻衅滋事罪的法益内容作出明确界定。由于法益
具有指导构成要件解释的功能，进而可以通过对法益内容的界定来合理限制刑事处罚的范围。通常认
为，寻衅滋事罪的主要法益内容是社会秩序，次要法益内容是其他具体的人身、人格与财产权利等。
“破坏社会秩序作为寻衅滋事罪的一般客体，其对于本罪的性质具有决定作用，并且制约着四种具体寻
衅滋事行为的性质”
[2]268。在对寻衅滋事罪的具体行为类型予以解释的过程中，就应当将社会秩序作为该
罪所保护的主要法益，而行为所产生的其他法益侵害结果则属于本罪所保护的附带法益。因为对于他人
的人身健康、人格权利、公私财物所有权等法益内容，刑法已经通过其他的条文专门进行了保护。如果
行为人只是实施了《刑法》第 293 条前三项的行为，但行为本身并没有造成社会秩序混乱的情形，而且
当行为也未符合其他个罪的构成要件时，由于不存在法益侵害结果，故而应当作出行为不构成犯罪的结
论。二是对寻衅滋事罪的行为要件予以类型化的解释。寻衅滋事罪是行为犯，刑法虽然规定以情节恶
劣、情节严重或者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作为罪量要素，但对于本罪来说，只有通过行为本身才能
完成其构成要件行为的定型化”
[2]2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