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圣坛？
所谓请下“坛”，其实就是他们回到人间，回到尘世；不但可敬，而且可亲。他们的伟大、高尚、英明，绝非可望不可即。他们生前不曾须灾离开人民，他们死后，精神融于民众，决不该成为人民顶礼膜拜的偶像。
比如，在我们5千年的文明史中，“禅让”是受到最高赞誉的大公无私的圣人之举；没有几个人能做到，所以也没有几个敢称圣人。
于是，便有许多人联想到周思来，或明确或含蓄地讲：周恩来不当一把手（帅），不当二把手（接班人），甘当三把手，这是伟大的谦虚。
这些人可以列举许多实例，比如遵义会议。说20年代和30年代初，周恩来在党内的名望和职务都高于毛泽东，他用自己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威望支持毛泽东，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自己甘愿做他的助手，这种谦让精神贯穿了他的一生。
我的观点不同。周恩来无疑是谦虚的，这表现在他的不耻下问，善于向别人学习；表现在他的民主作风，勤于听取群众意见；表现在他总是乐于自我批评等等，而不是表现在不当一把手，也不当二把手。
有人说伟大的谦让，就避不可免被另一些人说成是“明哲保身，勇气不足”。甚至归结于“绍兴文化”的影响。说绍兴的文化人不应科举，不作县令，只作师爷，以致于中国“无绍不成衙”；人们说师爷往往不说师爷，而说“绍兴师爷”。周恩来的祖父、外祖父都是当师爷出身，说他们的处世哲学避不可免地对周恩来有影响。
我的观点是：周恩来不当一把手（帅），不当二把手（接班人），在“宰相”位置上鞠躬尽瘁27年，并可由此上溯至红军战争时期，从那时起他就一直是处于主要的辅佐位置，被许多老人比喻为“军师”，事实上的“总参谋长”，这一切都不能叫作伟大的谦让，而是伟大的自知之明和知人之明。
周恩来明智地说：“我不是帅才。”
明智决非明哲保身，不明智只是匹夫之勇。
匹夫之勇不是勇；是鲁、是莽、是愚。
最大的勇敢莫过于看清事实而敢于实事求是。
王明、张国焘不是帅才强要作帅，结果一个跑去苏联，寄人篱下；一个投降国民党，仰人鼻息。又何以论勇气，逞英雄？
周恩来不是帅才。
我曾经难以容忍这个观点或这句话，以为这是对我心目中至圣至伟的周思采的莫大侮辱。现在，我首先公开说出这个观点这句话，可能要遭到指责、批判，但我坚持说：这是事实。我劝那些容不得我这个观点这句话的好心的同志想想我曾想过的问题：
如果我说雷锋活着也不适合当军长、师长，你怎么想？
让科学家去种地，去打扫卫生是错误的，那么某省一度让农业劳动模范去当公安局副局长能是正确的吗？能是真正爱护这位劳动模范的明智之举吗？
班长这个位置并不影响雷锋的光辉。
我们难以改变的一些旧观念才往往好心帮倒忙，爱得深却不会爱，反而损害了心中深爱的人。
毛泽东能够领导全党全国人民成就开天辟地之大业，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知人善任。处于新中国权力顶层的领袖人物，曾被老百姓简化成：毛刘周朱陈林邓。毛泽东对他的这些战友、同事。是怎样的看法和评价？
国家经历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想陈云，讲了“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又讲了曹操败于赤壁，思念郭嘉的故事。
毛泽东让林彪当接班人时，讲了“为要打鬼，借助钟馗。”
对另外4名战友，毛泽东在莫斯科有个谈话，分别作了评价。
那是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参加世界共产党代表大会，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这两个会议，主要的活动是会前的双边、多边接触，主要是中共与苏共的谈判，协议有了才好开大会。
那是赫鲁晓夫第四次来陪毛泽东用餐，餐桌上谈得仍然不愉快。离开餐厅，来到会客室，毛泽东转了话题，撇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通报中国党的情况。
“我准备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了。”毛泽东望着赫鲁晓夫，语气庄重。
赫鲁晓夫并不感觉意外，因为1954年毛泽东就讲了不想当国家主席的话，他讨厌诸如迎送国家元首，接受各国大使递交国书一类国事活动。半年前，伏罗希洛夫访华，毛泽东再次表明不当国家主席的决心，伏罗希洛夫带回了这个信息。
“有人接替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