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台看望来访的越南总理范文同，然后陪范文同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万人欢迎大会。
总理的时间以分秒计算安排，外出都是选最近的路以能够允许的最快速度行驶。那天行驶的路线是：府右街——西四——阜成门——钓鱼台。
按以往习惯，总理坐右排左侧，成元功坐后排右侧，我坐前排司机旁位置。司机杨金明技术一流，两手在驾驶盘上大幅度地滑来滑去。那时北京城里汽车不多，我们的车速很快，箭一般驶出了阜成门城楼。这时，道路变宽，行人更少。视野远阔，杨金明加大油门，车像要飞起来一般。
就在这时，突然从路南一个大门里钻出一辆大卡车。按理说，这家伙右拐东行，两车各走一边，互不妨碍，所以老杨并没减速。谁料到呢，大卡车就像国民党特务制造暗杀事件一样，在两车即将交会的刹那，突然驶入逆行道，既不开大迂回指示灯，也不鸣笛，直向总理座车撞过来，在那间不容发之际，老杨猛踩刹车，疾向右闪避。不料想，右前方正是一根粗大的水泥电线杆子，大卡车撞过来将把总理的座车在电线杆子上挤扁。
一切都是在刹那间发生和完成的。老杨惊叫一声：“不好！”几乎是在他喊叫的同时，我扭转身子想扑过去保护总理，这完全是一种本能，在猛烈对撞中这个动作有多大意义就不得而知了。但座车是三排座，在我和总理之间还隔了一排活动椅，用不上力。我绝望地叫一声：“总理！”
说时迟那时快，成元功侧身用自己身体去掩护总理并且用左手护向总理心脏部位。总理的右手也用力支撑住前排座位的靠背，准备迎接那威猛剧烈的一撞。
也就是杨金明了，换别人简直不可想象怎么避开这种比蓄意谋杀还要凶狠的冲撞。杨金明那声：“不好”刚出口，方向盘已经快似陀螺地疾转，车子敏如脱兔地窜向左，避开水泥杆，驶向左边的逆行道。
现在的形势是大卡车冲向右边逆行道撞我们，我们向右避不开就冲向左边逆行道，与大卡车对换了位置，都进入了逆行道。但大卡车似乎不死心，在我们左闪的同时，这家伙也又扭头冲回左边，还是要撞！杨金明脚下死命一踏刹间，方向盘疾转，座车猛甩了180度的大调头，嘎然停住。这种大调头产生的离心力，使总理我们3人都摔倒在座椅上。现在是车后屁股对着卡车，它要是撞，也只能撞着我们一道朝前冲，不会发生致命的危险了。爬起身看时，那辆卡车在大马路中间来了个大迂回，不再向我们追逐冲撞，不打灯不鸣笛，大摇大摆驶回它刚才驶出来的那个院子里去了。好象什么事也不曾发生过一样，他也根本不在乎他的“谋杀”行动。
这样重大事件，总理却平平静静说一句：“快赶路，去钓鱼台不能误点。”
汽车又“飞”起来，直冲钓鱼台。杨金明脸色苍白，目光闪闪地警惕着路面，以最快的速度冲向钓鱼台。驶入大门时，总理评论一句：“老杨技术高，处理得好，今天避免了一场大车祸。”
下车后，总理严肃地嘱咐成无功：“你去查一查那个卡车是怎么回事？”
我跟总理去看范文同，成元功去调查那个卡车。他很快查明了原因。
驾车者是电车一厂的一名维修工，既无执照又不懂交通规则，那家伙是私自偷开车，跑出来玩的。真是混蛋透顶，差点当一个千古罪人。
总理却仍然关心这个肇事者，让成元功转告厂领导，要加强制度管理，对这位工人要做好思想工作，按规章制度进行批评和处理，决不许因为是冲撞了总理的车而加重处分。
不过，人的素质太差时，你就是教育、批评、处分也未必起多少作用。这个肇事者闯这么大漏子，仍然不吸取教训，后来又违反规程，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电车压死了。经调查，责任全在他本人，是他违反了规程制度。
所以，现在我一看到电视和报纸上拿出来示众的那些交通肇事者，心里就一股火，总觉得对这些人处理应该再重些。
第4个特点是公私分明。
那天，周恩来要去人大会堂接见外宾，他乘车由西花厅开至北京饭店，理发刮脸之后再驱车去人大会堂。
在北京饭店上车时，周思来轻轻拍一下司机老杨的肩膀，提醒说：“从西花厅到北京饭店算私事，从这里到人大会堂才算公事，你不要又笼统搞错帐。”
杨师傅说：“总理放心，我早记上帐了。”
周恩来在建国后，一直坚持私人用车要自费。工资发下后，钱归我管，工资表他一定要过目，就是检查是否扣除了用车费和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