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诚地公开这一点。总理的人品确实像高山白雪一样晶莹璀璨,投射出圣洁的光芒,我们无法和他相比,但可以向他学习,向他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总理自己做得好,并不要求别人也一定达到自己的水平。他还善于理解人,全面地看待人。
有位骁勇善战,立下赫赫战功的大将,偶尔陷于情感不能自已,做了件出格的事。
事情反映上来,周恩来同这位大将谈话,在严厉的批评中,甚至怒不可遏地拍了桌子。对总理来讲,拍桌子大概绝无仅有这么一次,吓得那位大将脸色苍白,一屁股坐到沙发上动弹不得,那种剽悍骁勇,八面威风的劲头丢得一丝儿也不剩。总理这时便有点于心不忍地放柔和了声音。叫那位大将也好喘一口气,听他深入一层地讲道理。
事后,总理对这件事又严格保密,不使这件事影响这位同志的威信。而且,每次谈到这位同志,总是谈他的优点,功勋及工作上取得的新成绩,从不再提这次错误,也严格要求知道这件事的人不许有一点自由主义,无论公开或私下都不许再有任何议论或传播。
这位大将曾无限感动地说:“我最服总理。他批评人严厉,不留一点情面,但我服气。因为他自己一身正气,对待同志也是一片真诚可对天!”
周恩来的善于理解人,体贴人,也突出地表现在对待妻子上。
有段时间,邓颖超身体不太好,情绪也不太稳定,这是和进入更年期有关系。周恩来对此很理解,并且很会体谅、体贴妻子。记得有一次夜里开会,凌晨4点才结束。我跟随他驱车回西花厅。
前面讲过,西花厅分前院后院,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卧室、办公室都在后院。汽车距西花厅还有段距离,周恩来就吩咐司机提前熄火,让汽车靠惯性悄无声息地滑行到前院,停下来。
周恩来下车的动作很轻,并嘱咐一声:“动静小点。”
我们轻轻关上车门,怀抱文件准备从正门走向后院时,周恩来竖起一根指头在嘴前,轻嘘一声说:“走这边。”
我们两名秘书一名卫士很快就明白了,他是怕惊动邓颖超,所以避开了邓颖超卧室方向的正门,改从小道绕行。与往常不同的是,他一改往常走路如风的习惯,动作极轻极缓,真可以用蹑手蹑脚来形容了,好象前面有一个外壳很脆的美梦,动作稍重一些就会踩破一般。
到了办公室,周恩来在椅子上坐下来,松弛一下肩膀,然后才解释:“小超最近身体不好,你们要注意一些。”
那段时期,邓颖超吃不好饭,情绪不稳。总理千方百计抽出时间陪她出去散步。
总理走路快,一阵风,几十年的习惯了,虽然散步时格外注意,但不知不觉就会走快了步子。这时。邓颖超说:“恩来呀,散步你也走那么快,我都跟不上了。”周恩来不像一般作丈夫的喜欢“以我为中心”,“夫唱妇随”,他首先考虑的总是去适应妻子。他马上放慢脚步、重新挨近邓颖超,歉意地一笑:“你瞧,我这个习惯还真不好改呢。”
于是,老俩口又定入了同一个节奏中。在我的印象中,总理是喜欢听到妻子这种娇嗔的怨懑,仿佛是一种爱的享受。
那段时期,邓颖超失眠严重,离不开安眠药。有一次,她服下安眠药可能量大了点,一下就昏过去了。护士紧张了,大声呼唤:“大姐!大姐!”
这异常的叫声惊动了正在办公的周恩来。他丢下笔和文件,赶紧跑向邓颖超的卧室。我从没见过他如此紧张急切,三步两脚冲到床边,俯身挽住邓颖超连声急呼:“小超!小超!小超啊!”那真是一股真情至感的彻底流露,至今想起都让我心里热辣辣地感动不已。
周恩来对邓颖超始终称呼:“小超”,这与李富春恰好形成一个对照。李富春始终称呼妻子蔡畅为“姐姐”,即便在隆重的公开场合也不例外。而且每次别后重见,一定要拥抱亲吻,并不介意旁边人怎么看。如果说周恩来在邓颖超面前像个大哥哥,那么李富春在蔡畅面前就确实像个小弟弟,我曾亲眼见蔡畅像大姐姐一样捧住小弟弟李富春的脸亲吻,这大概是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受到巴黎那种西方文明影响的原因。
在中央首长中,周恩来与邓颖超,李富春与蔡畅是被人们一样赞颂的好夫妻。如果说周恩来与邓颖超始终保持着一种深沉的爱,那么李富春与蔡畅就是始终保持了热烈的爱。
有天晚上,周恩来在西花厅召集几位副总理开会,忽然想起什么,边往出走边说:“不行,我得迎迎李富春。”
李富春与毛泽东、与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