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内收肌群附近。这些肌肉对于腿部的正常活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旦受到损伤，将会影响到腿部的屈伸、内收和外展等功能。而且，由于血管破裂导致的出血，如果不及时处理，有可能会引发感染等一系列更为严重的问题。
针对李刚的病情，医院制定了一套较为完善的治疗方案。首先，医生在事故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对他进行了伤口的紧急处理，对出血点进行了压迫止血，并对受伤部位进行了简单的清创，以防止伤口感染。
随后，李刚被安排住进了医院的外科病房，接受进一步的观察和治疗。在住院期间，医生给他开了一些消炎止痛的药物，以缓解他腿部的疼痛和炎症反应。同时，为了促进受伤肌肉组织的恢复，医生还为他安排了物理治疗，包括热敷、按摩和电刺激等项目。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后，李刚的病情逐渐得到了好转。大腿内侧的肿胀和瘀伤开始慢慢消退，出血也已经止住，腿部的功能也在逐渐恢复。不过，医生也提醒他，虽然目前病情有所好转，但仍需要注意休息，避免过度活动，以免造成二次损伤。
在完成了对交警部门资料的收集以及对李刚病历的查看之后，登汉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仔细地整理着手中的每一份资料。他深知，这些看似零散的信息，实际上都是决定这起案子理赔是否成功的关键因素。
从交警部门提供的资料来看，李刚在事故发生后确实存在肇事逃逸的行为。按照常理，肇事逃逸是一种极其严重的违法行为，在理赔评估中往往会对被保险人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然而，李刚的情况却又有所不同。他在逃逸之后，能够及时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主动向交警部门自首，如实交代了自己的所作所为。
这种主动自首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的悔悟之心和勇于承担责任的态度。虽然肇事逃逸的事实不可否认，但他的自首行为也应该在理赔评估中作为一个重要的特殊因素来加以考虑。毕竟，一个能够在事后主动承担责任的被保险人，与那些一味逃避责任的人相比，还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的。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特殊因素就是李刚当时送妻子去医院的紧急情况。从交警部门的记录以及李刚本人的陈述中可以得知，李刚的妻子在事故发生前身体就已经不太好，他之所以会在交通信号灯变黄时选择加速通过路口，就是因为担心妻子的病情会因为耽搁时间而变得更加严重。
这种为了家人的健康而心急如焚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虽然他的行为违反了交通规则，导致了事故的发生，但从人情的角度来看，他的出发点是为了尽快送妻子去医院救治。在理赔评估中，这一紧急情况也应该作为一个特殊因素来综合考虑，不能仅仅因为他违反了交通规则就对他的理赔否定。
综合考虑以上这些特殊因素，登汉意识到，在对这起案子进行理赔评估时，不能简单地按照常规的理赔标准来执行。虽然李刚存在肇事逃逸的行为，但他的主动自首以及送妻子去医院的紧急情况，都使得这起案子变得更加复杂和特殊。
在常规的理赔评估中，肇事逃逸往往会导致保险公司拒绝理赔或者大幅度降低理赔金额。但在李刚这起案子中，这些特殊因素的存在，使得保险公司需要更加深入地分析和权衡各种利弊。如果仅仅因为肇事逃逸就拒绝理赔，可能会显得过于严苛，也不符合公平公正的原则。
相反，如果对这些特殊因素给予充分的考虑，在合理的范围内对理赔金额进行调整，既能体现保险公司对被保险人的人性化关怀，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保险行业的公平公正。例如，可以根据李刚自首的及时性、送妻子去医院的紧急程度以及他大腿内侧受伤的具体情况等因素，对理赔金额进行适当的上浮或者下浮，以达到一个相对公平合理的理赔结果。
登汉认真地整理着收集到的每一份资料，他深知这些资料的重要性。每一张纸、每一个数据、每一句记录，都可能是影响理赔决策的关键因素。
他首先将从交警部门获取的车祸详细记录进行了分类整理。按照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经过以及李刚自首的情况等不同维度，将相关资料分别归档，以便在后续的分析和评估中能够更加便捷地查找和使用。
接着，他又对李刚的病历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将病历中关于大腿内侧出血的具体病情、治疗方案以及医生的嘱咐等内容，一一摘录出来，形成了一份单独的医疗情况报告。这份报告与交警部门的资料相互印证、相互补充，为全面了解李刚在这起事故中的身体状况和行为表现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