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有人宣布终止罢课。虽说学校请来机动队冲破防栅，但原则上罢课仍在持续当中。而且在罢课决议时他们还曾经大放厥词，把反对（或是表示怀疑）罢课的学生骂得狗血淋头，或是群起围剿。为此我去找过他们，问他们何以不继续罢课，反倒上起课来了，他们也答不出个所以然来。他们当然答不出来，因为他们其实是害怕缺课太多的话会被当掉。这班人居然也来高呼大学解体，简直太滑稽了。这班下流的家伙本就是依风向来决定音量大小的。
我在心中对木漉说，喂！这世界真是太可怕了。这班人拿了大学学位之后，便到社会上去拼命地制造更下流的社会。
我决定这一段日子上课点名时不出声答应。我当然知道这么做没有什么意义，但若是不这么做，我心里就不痛快。不过也因此，我在班上的立场更形孤立。当点了名我却默不作声时，教室里弥漫着一股有意捣蛋的气氛。没有人和我说话，我也不向任同人开口。
九月的第二个礼拜，我终于理出了一个结论我觉得大学教育毫无意义可言。我决定把它当作一个忍耐寂寥的训练时期，因为即使我现在放弃学业，到社会上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我每天到学校去上课，作笔记，空下来的时间就在图书馆里读书或是查资料，如此而已。
九月的第二个礼拜。“突击队”仍旧没有回来。这不只是罕事一桩，真可说是惊天动地的了。因为他的学校已经开始上课，而且“突击队”可从来不曾翘过课。
他的桌子和收音机上已悄悄地积了一层灰尘。而架子上，塑胶杯、牙刷、茶罐、杀虫剂等等则仍安然地并排着。
“突击队”不在的时候，由我负责清扫房间。这一年半以来，清扫房间已经成为我的习惯，只要“突击队”不在，我便只得负责维持整洁。我每天扫地，每三天擦一次窗子，每个礼拜晒一次棉被。然后就等着“突击队”回来夸我：“渡……边，怎么搞的？怎么这么干净呀？”。
然而他仍旧没有回来。有一天，我从学校回去，他的行李居然统统不见了。房门上的名牌也被拿掉了，只剩下我的。我于是到舍监那儿去问他究竟是怎么了。
“他退宿了。”舍监说。“你就暂时一个人住吧！”
我问舍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却什么也不肯说。他正是那种俗物，那种什么也不肯说，只认定能独力统管事物是天下至乐的俗物。
房间的墙壁上依旧贴着冰山的照片，但不久之后我便将它撕下，换上吉姆。摩里逊和麦尔斯。狄维丝的照片。房间是愈来愈有我的风格了。后来我又用我打工赚的钱买了一座音响。一到夜里，就边喝酒边听音乐。虽然偶而会想起“突击队”，不过独居的日子也着实不坏。
星期一十点到十一点半有一堂“戏剧史第二部”，讲的是关于由里皮底斯（译注：古希腊悲剧诗人）。下课以后，我总是走到离学校十分钟脚程的一家小小的餐厅去吃肉卷和沙拉。那家小小餐厅和嘈杂的大马路有一段距离，价格也高于一般的学生餐厅，但气氛优静，香菇肉卷也相当可口。店主是一对沉默寡言的夫妇，另外还有一个打工的女孩。当我独自坐在窗边的座位进餐时，有四个学生走了进来。两男两女，穿着都十分干净、素。他们在靠近入口处坐下，望着菜单，商量了好一阵子，最后才由一个人汇整，转告那个打工的女孩。
这时候，我发现有个女孩常有意无意地盯着我看。这女孩剪得一头极短的短发，戴着一副墨色的太阳眼镜，穿着一套白色的迷你棉质洋装。我因为不记得自己曾见过她，便自顾自地吃着，但随即她却站起身走向我。然后便一手支在桌子上，喊我的名字。
“你姓渡边吧？”
我抬起头，再一次端详她的脸，但不管怎么看，就是不觉得眼熟。她看上去相当显眼，倘若见过，按理说是会认得才对。再说学校里喊得出我名字的人也并不多。
“我能不能坐一下，还是待会儿有人会来？”
我虽有些不解，但仍然摇头示意。“没有人来。请坐吧！”
于是她便大剌剌地拉出椅子，在我的对面坐下，从太阳眼镜后面直盯着我，然后又将视线转向我的盘子。
“看起来很好吃嘛！”
“好吃呀！这是香菇肉卷和豌豆沙拉。”
“嗯！”她说。“下次我也要点这个。今天已经点了别的了。”
“你点了什么？”
“通心粉。”
“通心粉也不错。”我说。“对了，我是不是曾在哪儿见过你呀？我倒是怎么也想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