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的影响。武仁杨皇后对于政治的参与是比较直接的。具《开昌实录》记载，在太宗是否发兵讨不孝一事上，武仁杨皇后的出面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诸将吏相顾纷扰，犹未能决，王妃杨氏从后出，再拜而跪于王前，高声曰：“坐待则必死，起争犹可胜。胜则君帝临天下，臣妾得附龙鳞；败则与君共赴九泉，生死同之矣！妾素无深略，惟知此耳，何复言哉！？”诸将吏见之，亦皆跪，齐声喝曰：“惟王命是从，誓与王共生死！”5
可见杨皇后敏锐的政治感知力和不输男子的眼界。作为史书书写者的杨聆在《前秦书》当中并未提及这一段，自然是有出于政治考量的成分的，但即使是这样，《前秦书·后妃类》当中对于杨氏的记载也不难看出她对于当朝政治的影响。宣德刘皇后同样对政治有着一定程度的直接影响。至于间接涉政，则是以高哀杨皇后为代表。关于高哀杨皇后的记载并不多，但是却极其重要的。高哀杨皇后与秦高帝年少时相恋，后来被“棒打鸳鸯”，杨氏最后郁郁而终，秦高帝或许是怀着愧疚，或许是怀着思念，追赠杨氏为皇后，并从此不再于后宫立后。“杨氏之死”成为了高帝后宫不立后的表层原因。6后宫无后，可见其影响之大，虽是“被动的”影响，却也不容忽视。以此为标准，圣王贞哀妃姚氏之死对于政治也存在着相似的影响，但是由于圣王与高帝地位不同、处境不同，二者的影响力不可相当，侧重点也不尽相同，这里不作赘述。
最后的劣迹类，则以新罗金氏为代表。在做此一类分类时，名目难以确定，“劣迹类”或有不准，但也可暂为使用。新罗金氏是《前秦书》所载的少有的“坏女人”，杨聆记述她在赵默图谋杨零之时“每相协助”，“颇预其奸谋”，可见其对于政治也有一定的参与。此外，金氏对于赵默原配公主也“每加拳殴”。以此看来，金氏实在是“恶妇”，足以与作为乱臣贼子的赵默相配。而作为宠妃的宣景孟贵妃似乎也有“作恶”的嫌疑，在杨聆的笔下，宣景孟贵妃进言之后，光宗便“以为然，遂竟废哀太子而立献文”7。这一类在史籍当中记载较少，体现出了一种“反衬”的作用，似乎在为什么而服务着。
二、杨聆妇女观之直接体现与间接体现
综观《前秦书》的记载，杨聆的妇女观体现在“直接”与“间接”两方面。
直接体现表现在《列女类》与《后妃类》当中的“前言”与“史臣曰”。《列女类》当中所言“夫阴阳相合，天地之塑，乾坤之道，万物所以繁衍，血脉所以绵久”8，体现了其阴阳两分的性别观念，《后妃类》的前言当中同样体现了这一点。而在“史臣曰”当中，他也直言“夫忠烈勇义者，人之善性也，匪惟在丈夫，亦在女子也”9，可见其具有超越性的妇女观念，即妇人不仅仅是闺阁当中的“金丝雀”，她们同样可以具有“忠烈勇义”这样的品质。
间接体现表现在人物的着墨篇幅。通读《前秦书》，再来看杨聆对于女性人物的描写，不可否认的是，他在选择记叙对象的时候有着对于身份地位的考量，但是除此之外隐约可以看到另一重考量标准。在笔者看来，杨聆首重的是“是否对国家社稷有功”，此处的“有功”既考虑了人物本身的贡献，也考虑了其夫婿的贡献。比如，对于晋王武哀妃梁氏的描写则多于对武仁杨皇后的描写，而就地位而言，杨皇后是高于梁氏的。其次，杨聆重品格节义之士，如阎氏、郝氏、姚氏。阎氏以平民身份列于众女之间，颇有中和篇幅的意味。而郝氏与姚氏所为较为相似，在杨聆这里具有着不同的评价，或许可以回到杨聆首重的“是否对国家社稷有功”来看：姚氏之死无论是于战局而言还是于圣王而言，似乎都是“必要的”；而郝氏之死则更多的是出于个人，甚至在客观结果上还促成了韩丰的叛离。可以想见的是，若郝氏未死，韩丰未叛，关于他们的记述就又是另一番光景了。
三、总结与评价
行文至此，以笔者的眼光来看，杨聆已经有了一定的妇女观基础，但是并未形成成熟的妇女观。
在他的笔下，女性人物的侧重点在于两方面。一方面在于侧面塑造男性人物，突出男性人物的某种特质。尤其明显的是对于姚氏的刻画，为圣王这一角色形象的“从一而终”这一特点提供了有力的支点。另一方面，大部分女性角色的存在是为政治服务的（为男性人物的塑造服务也是间接服务了政治），通过以上两节的分析可见，杨聆写史之时较为重视的元素为政治元素，对女性人物的描写也是侧重于这一部分。
总得来说，杨聆在其所处的时代能够初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