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步激化。
最终，在光宗的推波助澜下，晋王试图借皇权结束这段婚姻，却直接导致了梁氏之死：
王既围邸，呼王妃出，以诏示之。王妃大怒，投诏于地，呵之曰：“昔中兴之时，我以女子之身，为汝鞍马关山，颠沛劳顿，今功成绩立，嫌我年老色衰，欲休我邪？汝忘魏郡之事乎？”晋王对曰：“卿为天下斗战，非为我也。”王妃仰天笑曰：“不意汝负心若此，我身为王妃，死为王妃，不受休出之辱也！”遂撞柱自尽。晋王大惊，往救，已绝气不得，晋王遂悔而痛哭，求赠谥，诏谥武哀。（4）
王妃大怒，……王妃又怒斥之曰：“其非成汝之功乎？我何所得？”晋王对曰：“卿之功，后世自记，何必责于我？”王妃仰天笑曰……（5）
这段记载，事实上反映了梁氏与晋王二人对梁氏从军征战一事认知上的根本矛盾。对于梁氏而言，天下大势并非她的考量，在她的认知当中，她的颠沛劳顿，是为晋王鞍马关山，是助晋王成就功业，于梁氏自身而言是无所得的。在这个基础上，天下太平之后她可以接受朝廷的不再任用，回归高门大院的生活，却不能接受晋王在恩义上的缺失。而对于晋王而言，天下大势始终是他优先考量的东西（这点在魏郡危悬时晋王的反应当中可以体现）（6），他对梁氏一开始或许有感激之情，而随着他登上高位，便不再承认梁氏的贡献，认为梁氏是“为天下斗战”，认为梁氏的功劳“后世自记”而不必以此来责备他。认知相反、情感追求不同的两人产生矛盾，也是再所难免的。最终，梁氏选择了“撞柱自尽”作为自己的结局。
二、光宗视角：政治博弈当中的细微考量
值得注意的是，光宗在“梁氏之死”当中亦有所参与：
一日，晋王自长安来朝光宗，光宗见晋王忧愁，问曰：“皇叔近日操劳越度邪？何容颜颓废乎？”晋王叹曰：“臣妻剽悍，此陛下所知，臣实困厄于此也，陛下可有善法赐臣邪？”光宗揣思，与之曰：“朕以为皇叔始终皇叔，而人尽可皇婶也。然西域自赵氏篡逆以来，久绝华夏，甚忧朕心也。”晋王会其意（注曰：光宗欲助晋王休王妃，而以征西域为易），请曰：“臣愿效犬马，扫平西域。”光宗大悦，盖玉玺印于一空纸上，与晋王曰：“皇叔欲何为，自书之。”晋王知上意，乃代光宗书休王妃之诏。光宗复以中领军之兵符与晋王曰：“禁军久不操练，皇叔代朕为之。”晋王悟之，遂将禁军而持帝诏，围晋王邸（注曰：晋王府在长安，临时住洛，则曰邸）。（7）
可以看出，光宗并非被动参与这场“私门内事”，而是主动参与到其中。作为一国之君，光宗不可能不知道梁氏与晋王之间的长久矛盾，而光宗却主动递出了话头，随后提出了“皇叔始终皇叔，而人尽可皇婶也”的隐晦建议，并挑明了自己的交换条件——让晋王扫平西域。且在晋王答应交换条件之后，给出空白诏书，并主动借禁兵给晋王，这一系列行云流水般的动作，更像是早有谋算。此时天下初平不久，而光宗由于自身是借助晋王、唐王、宋王登位，威信不足，且始终心存疑虑不安，类似扫平西域这样的军事行动，若直接提出，则极有可能遭到反对。在此情况下，若借助梁、晋二人的“私门内事”，用手中的皇权作为交换，便可轻而易举达到自己的目的。
三、身死之后：梁氏之死的影响
梁氏之死不可不谓之为悲剧，同时也对晋王一脉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前秦书》和《东都世言》当中有这样一些记载：
王凡四子，梁妃生二子：炔、炽，炔以梁妃废死，哀痛，先王薨而卒。炽以梁妃废，不能袭爵，别封新乡侯，官至扬州刺史。（8）
晋王诸长子皆王妃所生，晋王既逼王妃以至于卒，诸子遂常怨晋王，以是父子之间寡言也。（9）
又晋王长子炔，梁妃所生，闻王妃自尽，悲痛欲绝，遂誓不复与晋王语。后晋王怒曰：“我为尔父，何得只字不肯语我？”炔乃开口，曰：“害亲之仇，本不共戴天，以公为儿父，特不报而已，何复他论。”竟忧病而卒。（10）
可见梁氏之死对于晋王诸子的心理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尤其是导致了长子秦炔的“忧愤而死”，这也对晋王一脉的传承造成了影响。此外，梁氏之死并没有影响光宗政治目的的实施，据《前秦书·晋王世家》载：
先是，西域在赵氏难中，为鄯善、龟兹、高车等诸国所分据，（永弘）五年三月，诏以晋王为征讨大都督，李晚成为前锋都督，发关中军十余万，以乡西域，精甲曜日，铁骑成群，西域小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