料的“历史书写”的研究，便显得十分重要。在东秦史与《前秦书》研究领域，在过去的一年中，有关《前秦书》与其他东秦史相关史料的“历史书写”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主要有张仕一的《从史料取舍中看杨聆的反神怪思想——以〈前秦书?王平传〉与〈开皇四名将别传?王平别传〉比较为中心》一文与张仕一的《制造和睦：从史料取舍中看杨聆对中兴君臣关系的塑造——以〈前秦书〉与〈东都世言〉比较为研究对象》一文。
其中，张仕一的《从史料取舍中看杨聆的反神怪思想——以〈前秦书?王平传〉与〈开皇四名将别传?王平别传〉比较为中心》一文，主要以对《前秦书·王平传》相关记载与《开皇四名将别传?王平别传》相关记载的对比为中心，从史料取舍角度，探讨了杨聆在历史书写中体现出的“反神怪思想”，认为从总体上看，“杨聆对历史材料的取舍基本保持着“反神怪”的原则，体现了杨聆朴素的唯物主义史观”。[张仕一：《从史料取舍中看杨聆的反神怪思想——以〈前秦书?王平传〉与〈开皇四名将别传?王平别传〉比较为中心》，2022年7月。]张仕一的《制造和睦：从史料取舍中看杨聆对中兴君臣关系的塑造——以〈前秦书〉与〈东都世言〉比较为研究对象》一文，则以《前秦书》与《东都世言》中有关光宗、晋王、宋王等东秦中兴君臣的记载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比其差别，指出：“在《前秦书》的编纂过程中，杨聆对《东都世言》中有关中兴君臣的一些记载，进行了有意的删弃。通过对原始史料的这些有意识的取舍，杨聆在《前秦书》中将光宗、晋王、宋王等中兴君臣之间的矛盾与不和尽量进行了掩盖，从而尽力塑造出了中兴君臣之间的和睦景象。杨聆的这些努力，一方面，应当是希望通过塑造中兴君臣之间的和睦景象，从而塑造出光宗、晋王、宋王等君臣的良好形象；另一方面，应当也是希望通过历史书写，促使其所在时代（西秦）的臣僚能够忠君事上、和谐相处。”[张仕一：《制造和睦：从史料取舍中看杨聆对中兴君臣关系的塑造——以〈前秦书〉与〈东都世言〉比较为研究对象》，2023年7月。]
结语：回顾与展望
综上可见，在过去的一年多的时间中，东秦史与《前秦书》研究在“政治斗争”、“性别研究”与“历史书写”三个方面，都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发展，取得了一些可喜可贺的成果。但是，必须承认，目前学界对东秦史与《前秦书》的研究尚存在诸多不足。如对政治事件与政治斗争的探讨往往留存在其事件或斗争本身，未能深入分析其制度框架与矛盾根源；对性别史的研究缺乏对个体生命史的关注；对历史书写的分析大多流于表面化……同时，目前学界对东秦史与《前秦书》研究除“政治斗争”、“性别研究”与“历史书写”外的其他方面的研究也十分薄弱。总之，在过去的一年多的时间中，学界在东秦史与《前秦书》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也存在着许多问题与不足，期待相关人士能够再接再厉，推动东秦史与《前秦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