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臣子却去杀害君主，能说是仁义吗？”武王身边的人想要杀掉他们。太公吕尚说：“这是有节义的人啊。”于是搀扶着他们离去。武王平定了殷商的乱事之后，天下都归附了周朝，可是伯夷、叔齐却认为这是耻辱，坚守节义不肯吃周朝的粮食，隐居在首阳山上，靠采摘薇菜来充饥。到了快要饿死的时候，他们作了一首歌，歌词是：“登上那西山啊，采摘那里的薇菜。用残暴取代残暴啊，竟不知道这是错误。神农、虞、夏的时代转眼就消逝了啊，我们将要归向何处？哎呀，只有死路一条啊，命运是这样的不济呀！”于是饿死在首阳山上。由此看来，他们是有怨恨呢，还是没有怨恨呢？
有人说：“上天对人没有偏私，总是帮助好人。”像伯夷、叔齐，可以说是好人了吧？他们积累仁德、品行高洁，却落得饿死的下场。再说孔子的七十个得意弟子里，孔子唯独称赞颜渊是最好学的。然而颜渊常常穷困，连糟糠这样粗糙的食物都吃不饱，最终早早地去世了。上天对好人的报答，又怎么样呢？盗跖成天杀害无辜的人，把人肝挖出来吃，残暴凶狠、任意妄为，聚集党徒几千人，横行天下，竟然得以长寿而终，这是遵循了什么道德呢？这是特别重大而且明显的事例啊。如果说到近世，那些行为不遵循法度，专门违法犯禁的人，却一辈子安逸享乐，财富丰厚，子孙好几代都不断绝。而有的人，选好地方才肯迈步，到适宜的时候才肯说话，走路从来不抄小道，不是公正的事决不发愤去做，却遭遇灾祸的，数也数不清。我对此深感疑惑，倘若说有所谓的天道，这到底是对呢，还是不对呢？
孔子说：“主张不同，就不必在一起商议谋划了。”这也就是各自按照自己的志向行事罢了。所以孔子又说：“富贵如果可以求得，即使是给人执鞭的下等差事，我也愿意去做。如果不可求得，那就按照我所喜好的去做。”“到了一年中最寒冷的时候，才知道松柏是最后凋零的。”整个世道都混浊的时候，品行高洁的人才会显现出来。难道是因为他们把道德看得太重，而把富贵看得太轻了吗？“君子所担忧的是死后名声不能被人称颂啊。”贾谊说：“贪婪的人为财而死，有抱负的人为名献身，热衷权势的人因争权而丧生，普通百姓则只看重生存。”同样明亮的东西就会相互映照，同样种类的事物就会相互映求。“云跟随着龙，风跟随着虎，圣人出现，万物也就都能看得清楚了。”伯夷、叔齐虽然很贤能，但也是得到孔子的称赞之后名声才更加显着；颜渊虽然非常好学，也是因为依附于孔子之后德行才更加彰显。山林隐居之士，他们的出仕和退隐是根据时势变化的，像这类人如果名声被埋没而不能被人称颂，那真是可悲呀。民间那些想要修养品行、建立名声的人，如果不依附德高望重的人，又怎么能让自己的名声流传到后世呢！
对于伯夷、叔齐饿死在首阳山的结局，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看：
肯定的角度
道德高尚的坚守者：他们是坚守道义的典范。在武王伐纣后，他们秉持着对商朝的忠诚，坚守“仁”“孝”的观念，坚决不食周粟，体现了极高的道德气节。这种对原则的执着，在乱世中显得尤为珍贵，为后世树立了道德标杆，是儒家倡导的“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生动诠释。
理想主义的殉道者：他们代表了一种纯粹的理想主义精神。他们的行为体现了对旧秩序的维护，拒绝妥协于新兴政权，为了自己心中的正义理念，不惜以生命为代价，这种精神令人敬畏，在历史的长河中闪耀着独特的光芒，激励着后人在面对各种诱惑和压力时，也要坚守自己内心的信念。
另一种思考角度
不识时务的愚者：从实用主义或者顺应历史潮流的角度看，商朝末年纣王无道，武王伐纣是顺应民心的正义之举，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而伯夷、叔齐没有认清这种历史大势，他们顽固地坚守已经腐朽的旧观念，某种程度上显得有些迂腐，他们的死似乎也成了一种无谓的牺牲。
命运悲剧的承受者：他们的结局也可以看作是时代悲剧的缩影。在新旧交替的动荡时期，他们作为旧秩序的维护者，无法在新的环境中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他们的价值观与现实产生了巨大的冲突，最终被时代的洪流所淹没，这凸显了个体在历史变迁中的渺小和无奈。
还有论语中描写伯夷叔齐的文字，请看
《论语》中描写伯夷叔齐的文字主要有以下几处：
《公冶长篇》：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意思是孔子说伯夷、叔齐不记过去的仇怨，因此别人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