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敦煌，青少年时期的张议潮见到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老师，吐蕃大德三藏法师，法成。
那时，这位未来的乱世英雄，把吐蕃赶出河西的张议潮仍然对自己的历史使命一无所知，更加不知道自己会在中国历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而他的老师法成，也没有想到自己将会为敦煌佛教史掀开历史新的一页。
公元800年左右的敦煌，是一座名副其实的东方佛都：
这座位于河西走廊最西段的城市，扼守在丝绸之路的节点之上，早在西晋时期就已经是东西方文化的重要交汇点，尤其是佛教文化，更是在这里深深扎根，然后才能蔓延到中原去的。
隋唐时期的辉煌盛世，为敦煌带来了数量可观的中原高僧大能和学者官员，按照唐朝的诏令，敦煌在高宗和武周时期修建起了一座又一座的官方寺院。
大云寺，开元寺，龙兴寺成为了敦煌讲经的主要场所，敦煌僧人为武则天抄写的《大云经疏》和莫高窟的北大像，更是让敦煌佛教名扬海内，盛极一时。
张议潮出生的时候，虽然敦煌和它附近的地区已经落入吐蕃帝国的手中，但是却没有遭到任何的损毁——崇尚佛教的吐蕃人围敦煌城十年而没有强攻，并不是因为他们打不下小小的敦煌，而是不想破坏敦煌积攒的佛门成果。
不仅如此，在吐蕃人入驻敦煌之后，他们带来的来自凉州，肃州等地的汉人僧侣和官员反而填充了这座城市的文化血液，让敦煌得到了更多的佛教经典，让敦煌的佛教事业达到了有史以来的巅峰时期。
在这座被空门浸染的城市之中，哪怕是张议潮这样的人物，也无法摆脱它的影响。
在拜高僧法成为师之后，少年张议潮就开始进入寺院学习，其中虽然包括汉字经典，但是更多的还是释门的知识。
敦煌文物之中保存有一份《无名歌》，一份《大乘稻芊经》，末尾都提名有“学生张议潮写”或者“清信佛弟子张议潮书”等字样。
这表明年轻的张议潮，曾经是一个虔诚且笃信佛教的佛门子弟。
张议潮的佛门出身，让他自己，和他后来所代表的归义军政权，从一开始就无可避免的沾染上了一层佛教色彩。
历史上，公元848年，张议潮在沙洲起义，赶走了吐蕃守将节儿，让沙洲瓜州重回汉家统治之下。
但是他的老师，作为“大蕃国大德三藏法师”的法成，却没有被他赶走。
不仅如此，张议潮还恳请老师留下，为自己和新生的归义军政权出一份力。
张议潮的这一举动，其实并不只是出自他对佛教的信仰。
作为一个政治家和领导者，他要考虑的事情，每一样都离不开对时势的评判。
在敦煌这样的城市里，没有任何一种宗教可以和空门抗衡。
早期流行唐朝的道教，此时已经销声匿迹；
摩尼教的信徒几乎绝迹；
极少的景教寺庙和他的信徒也无法和佛教抗衡。
在河西这个地方，佛教一家独大的占据着文化界的统治地位。
因为远在天边而躲过“会昌法难”（即唐武宗灭佛）的敦煌，保留了唐中期和武周时期对佛教的依赖，导致小小的敦煌城内佛教势力庞大，僧尼人数众多，信仰佛教的百姓人数甚众。
各大寺庙的财产和煽动力，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想要在这种背景下立足的归义军政权，必须找到一个强有力的制高点，来制衡自己和敦煌佛教界的关系。
张议潮完美的找到了这个人，那就是自己的老师，敦煌的高僧，法成大和尚。
我相信法成和尚不会想不到这一点，但是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他还是选择留了下来，留在自己的学生身边，并开始为敦煌佛教……此时应该是归义军的佛教事业发光发热。
自大中九年开始，法成开始在敦煌开元寺讲经《瑜伽师地经》，自此持续不断，一直到他大中十三年年末去世为止。
期间，他收了不少听讲弟子，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是敦煌，乃至于沙洲佛界的中坚力量。
在归义军草创期间，沙洲政局仍然不稳定。
彼时的社会动荡不安，随时都会有各种意外发生，给张议潮带来想不到的麻烦。
而一位高僧大德持续不断的讲经，无疑可以吸引很大一部分信佛民众和僧侣寺院的注意力，对社会稳定也必然有很大的益处。
张议潮没有辜负他的老师，法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