淄州的宗教是怎么走上“不务正业”的道路的呢？
这其实要从黄巢改革道教开始。
黄巢为了发展淄州的科学事业，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整合了道家和墨家，开发出了旨在研究“天地至理”的金龙教。
这个金龙教典型的特点就是提倡“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同时以“研究天地至理”为立教之本，所以金龙教的道士们纷纷成为了具有双重身份的“教士”。
一方面他们有着官方承认的宗教身份，另一方面他们实际上充当着淄州的“科学院研究员”的角色。
比如墨家出身的“教士”主攻物理学和数学，道家出身的“教士”主攻医药学和化学，后来加入的佛家出身的“教士”主攻金融学和社会学。
这些教士们在金龙观这个宗教大熔炉里相互合作、共同进步，承担起了科学研究和教育教学的职责。
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黄巢对道家、墨家、佛家的教义进行了“大融合”，发展出了“万宗归一”的宗教历史观和“天人合一”的宗教理念。
所谓“万宗归一”指的是，不管是道家、墨家还是佛家其实师出同源。
这一历史要从“老子化胡”说起。
“老子化胡”是道教与佛教之间历史上的一场重要争论，主要围绕老子是否化身为佛展开
佛教刚进入中国时，常被误解为神仙方术的一种，人们将老子和佛陀混为一谈。
《魏略·西戎传》记载：
三国时期魏国郎中鱼豢在《魏略·西戎传》中提及：“《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为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属弟子，合有二十九，不能详载，故略之如此。”
这是最早关于老子化胡的记载之一。
道士王浮为了与佛教斗争，编造了《老子化胡经》，声称老子在天竺投胎于净饭王妃，出生后自号释迦牟尼，建立了佛教。
随着佛教实力的壮大，道佛之争逐渐尖锐化。
《老子化胡经》成为道教贬低佛教的重要工具。
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道士姜斌与沙门昙无最就老子与佛陀的出生时间进行争论，最终姜斌被判流放马邑。
隋文帝开皇三年，隋文帝因见老子化胡像而召沙门道士共议，彦琮作《辩教论》以辩论道教的“老子化胡说”。
大业四年，杨宏率道士、儒生与佛教展开辩论，沙门慧净与道士余永通为主要辩手。
唐高宗显庆五年，僧人静泰与道士李荣入洛宫辩论，静泰引《化胡经》指出其前后矛盾，逻辑混乱。
“老子化胡”这种说法，本来是伪学说，为什么却能够获得很多人的认可呢？
这主要是因为中华文明在历史上，长期以自己是正统文明自居。
中国人认为，周边的文明，都是中华文明孕育而成的。
自然，佛教也是道教孕育而成的。
在这场千年争斗的过程中，虽然佛教也曾经占据过上风，但总体来说，道教是一直居于压倒性优势的。
尤其是在唐朝把道教定位国教以后，道教的压倒性优势更明显。
而在这样的时间里，《老子化胡经》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完善。
在《老子化胡经》的基础上，黄巢把老子骑牛出关的故事描绘成了老子追求天地至理，传播华夏文明的故事。
黄巢以《道德经》为基础，讲述了一个寻求天道，追求至理的宗教理想。
《道德经》中的“道”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概念，它既是宇宙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体现，也是方法论和精神追求的象征。
“道”是宇宙万物运行的根本规律，是天地万物产生的根源。
在老子看来，“道”先于天地而存在，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它是一切存在的本源和最终支配者。
“道”为人们修身养性、处世为人提供了指导原则。
通过顺应“道”，人们可以回归本真，保持内心的宁静与坚定。
“道”倡导淡泊名利、超脱世俗的境界。
它像水一样无私、包容、谦逊，默默地滋养着万物而不求回报。
“道”为处理问题、解决矛盾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
它鼓励人们从多个角度进行思考，用逆向思维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新途径。
“道”代表着人类对宇宙和生命本质的一种终极探寻。
它激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