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中国依旧处于风雨飘摇、内忧外患的艰难时局之中。北洋军阀混战的战火持续燃烧,各路军阀为了争夺地盘和资源,你争我夺,使得山河破碎,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城镇乡村屡遭战火侵袭,房屋被焚毁,农田荒芜,百姓们流离失所,饿殍遍野的惨状随处可见。
经济方面,民族工商业在军阀的横征暴敛以及列强的经济侵略双重压迫下,艰难地维持着生存,传统农业更是遭受重创,粮食产量锐减,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农民们几乎被榨干了最后一丝血汗。
在思想文化领域,新文化运动的浪潮虽已渐渐平缓,但它所传播的民主与科学观念依旧深入人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更为广泛且深入,各地的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此起彼伏,然而,面对强大的反动势力,单靠共产党自身的力量想要迅速改变现状,依旧困难重重。
据当时的历史文献资料记载:“癸亥年,中共审时度势,于广州召开三大,共商合作之策,期联合各方力量,破当下困局,为革命寻新机,谋新途,其决策影响深远,关乎国运也。”可见,中共三大的召开,在这样复杂严峻的时代背景下,承载着重大的使命,旨在通过制定合作策略,汇聚更多的力量,为中国革命开辟出一条更为宽阔、有效的道路。
葛明,时年三十五六岁,是一位沉稳睿智、有着敏锐洞察力的共产党员,性格内敛但内心充满热忱。早年投身革命事业,参与过诸多工人运动的组织工作,在与工人群众的接触中,深刻体会到了他们所遭受的苦难以及对改变命运的强烈渴望,也深知共产党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年初,葛明身在上海,彼时的上海,虽然表面上依旧繁华热闹,有着“十里洋场”的纸醉金迷,但在那繁华背后,却是无数底层人民的痛苦挣扎。葛明穿梭在各个工厂之间,继续深入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鼓励他们团结起来抗争,同时也在默默关注着国内局势的变化,等待着党组织下一步的指示。
有一次,葛明在一家纺织厂给工人们做宣传时,一位老工人拉着他的手,满是沧桑的脸上透着无奈与悲愤,说道:“葛同志啊,咱们这日子真是过不下去了,军阀和那些洋老板把咱们压榨得死死的,光靠咱们自己的力量,啥时候才能熬出头啊?”
葛明握紧老人的手,目光坚定地回应道:“大爷,您放心,咱们党正在想办法呢,一定会找到一条能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的路,咱们只要团结一心,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就在这时,葛明收到了党组织的通知,让他前往广州参加即将召开的中共三大。接到通知后,葛明心中既激动又忐忑,他深知这次会议对于党和革命事业的重要性,当下便开始着手准备前往广州的行程。
从上海到广州,路途遥远且并不太平,军阀割据导致各地关卡林立,盘查严格。葛明乔装成一名普通的商人,带着简单的行囊,踏上了南下的旅途。一路上,他小心翼翼地避开军阀的巡逻队,有时乘坐破旧的马车,有时徒步穿越山林小路,历经艰辛,终于抵达了广州。
广州,这座充满革命气息的城市,街头巷尾都能感受到一种蓬勃向上的力量。葛明来到党组织安排的住处后,便迫不及待地与其他陆续赶来的同志交流起来,大家都对这次会议充满了期待,纷纷分享着自己在各地工作时的所见所闻以及遇到的问题。
在会议召开前的几天里,葛明和同志们一起参与到会议的筹备工作中。他们整理各地党组织送来的工作报告,分析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开展情况以及与其他党派、团体合作的可能性,为大会的讨论提供详实的数据和案例。
1923年6月12日,中共三大正式开幕。葛明怀着崇敬与期待的心情,走进了会场。会场内,来自各地的代表们齐聚一堂,大家的神情严肃而庄重,每个人都深知此次会议肩负着决定党未来发展方向的重大责任。
会议一开始,先是由陈独秀同志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工作报告,回顾了过去一年党组织在各地开展工作的成绩与不足,提到了在面对军阀镇压和列强压迫时,党组织所面临的诸多困难,以及工人运动在一些地方遭遇挫折的情况。葛明认真地听着,不时在本子上记录要点,心中思索着如何才能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
接着,代表们围绕着与国民党合作的议题展开了深入且激烈的讨论。有的同志担心与国民党合作会影响共产党的独立性,毕竟国民党内部成分复杂,存在着不同的政治派别和利益诉求;而有的同志则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