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清朝同治九年，彼时的中国依旧深陷内忧外患的困境之中。国内在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等一系列动荡后，社会经济虽在缓慢恢复，但民生依然艰难，百姓生活困苦，对洋人的积怨也在暗中滋长。而在对外方面，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凭借不平等条约，不断扩大在华的侵略权益，传教士纷纷涌入中国内地传教，他们中虽不乏真心传教、做慈善之人，但也有不少仗着特权为非作歹、横行霸道，引起了民众的强烈反感。在这样的背景下，天津教案爆发了，这一事件犹如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瞬间激起了中外之间的巨大风波，让本就紧张的中外关系变得更加剑拔弩张，也让整个国家陷入了一场外交与舆论的漩涡之中。
据《同治朝天津教案纪要》记载：“九年夏，天津民间传闻甚嚣尘上，言及法国传教士育婴堂虐杀孩童，挖眼剖心以作药材等，民情激愤。又值天津知县刘杰带拐犯往教堂对质，法国领事丰大业竟持枪寻衅，怒射知县随从，民众怒不可遏，遂群起而攻之，火烧望海楼教堂等多处洋楼，殴毙洋人、教士二十余人。此事一出，中外震动，法方施压，要求严惩凶手，各国列强亦虎视眈眈，清政府夹于其间，左右为难，一场艰难的交涉与风波就此展开。”从这段文献资料中，不难看出天津教案爆发时那激烈的场面以及后续引发的严峻局势，清政府面临着来自列强的巨大压力，陷入了极为被动的境地。
阿才，是个性格刚直又有些莽撞的年轻人，眼里容不得沙子，只要看到不公平的事儿，就非得管一管，哪怕对方来头很大，他也毫不畏惧。不过，也正因如此，他没少给自己招来麻烦，常常是一腔热血地冲上去，却没考虑到后果。阿才本是天津城里一个普通的码头搬运工，靠着一身的力气挣钱糊口，平日里就对那些在天津城里趾高气昂的洋人很是看不惯，觉得他们凭什么在中国的土地上耀武扬威。天津教案的发生，让阿才彻底卷入了这场中外风波之中，也开启了他这一年跌宕起伏的经历。
这一年初夏，天气已经有些炎热了，阿才像往常一样在码头上搬运货物，累得满头大汗。休息的时候，他和工友们凑在一起聊天，就听一个工友神秘兮兮地说：“你们听说了吗？城里那洋人的育婴堂可邪乎了，有人说啊，他们把咱中国的小孩子抓进去，可不是为了收养，而是挖了眼睛、剖了心去做药材呢，真是丧尽天良啊！”
阿才一听，顿时瞪大了眼睛，气愤地说：“还有这等事儿？这些洋人也太可恶了，咱可不能就这么看着他们胡作非为啊！”
其他工友们也纷纷附和，都觉得洋人太过分了，可大家也只是嘴上说说，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过了几天，城里关于育婴堂的传闻越来越多，百姓们的情绪也越来越激动。阿才在码头干活的时候，总能听到路过的人在议论这件事，心里那股怒火也越烧越旺。
有一天，阿才干完活，正准备回家，路过城里的一个集市，就看到一群人围在一起，闹哄哄的。他好奇地凑过去一看，原来是几个百姓正拿着一些所谓的“证据”，在向周围的人讲述育婴堂的恶行，那些“证据”无非就是一些小孩子的衣物和血迹斑斑的布片之类的东西，虽然真假难辨，但在群情激愤的氛围下，大家都深信不疑。
阿才看着眼前的场景，心中的正义感驱使他也跟着喊了起来：“洋人太坏了，不能让他们再这么欺负咱们了！”他这一喊，周围的人情绪更加高涨了，有人提议要去育婴堂讨个说法，众人纷纷响应，阿才也毫不犹豫地跟着人群往育婴堂走去。
当他们来到育婴堂门口时，已经聚集了好几百人，大家吵吵嚷嚷的，要求育婴堂的洋人出来给个解释。育婴堂里的洋人一开始还紧闭大门，不予理会，可外面的人越聚越多，情绪也越发激动，开始有人往里面扔石头，砸得大门砰砰作响。
就在这时，天津知县刘杰带着几个拐犯前来和育婴堂的洋人对质，想弄清楚那些关于拐骗孩子的传闻到底是真是假。可法国领事丰大业却觉得清政府这是在故意找茬儿，他怒气冲冲地带着几个人冲了出来，手里还拿着枪，对着知县刘杰就是一顿呵斥，刘杰也据理力争，场面一度十分混乱。
阿才站在人群中，看着丰大业那嚣张的样子，气得握紧了拳头，恨不得冲上去揍他一顿。突然，丰大业情绪失控，竟然朝着知县刘杰的随从开了一枪，那随从应声倒地，鲜血溅了出来。
这一下，就像点燃了火药桶一样，民众们彻底被激怒了，大家高喊着“打死洋人”，纷纷冲了上去。阿才也热血上头，跟着人群一起朝着丰大业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