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然是太晚了些。
在这西川路的日子里，我这坏人行径也影响了身边不少人对我的看法，除了那些被我坑害过的，也有曾与我一同厮混过的。
我有个儿时的伙伴，叫王三，原本也是个老实巴交的人，可跟着我混久了，也渐渐染上了些坏毛病。有一回，我们一起去一家酒馆喝酒，喝完酒结账时，我故意装作钱不够的样子，让王三去付账。王三起初有些不情愿，可经不住我软磨硬泡，便掏出了钱。
我却笑着说：“王三，你这也太傻了，咱喝酒为啥要给钱呀，下次咱喝完就走，不用管他。”
王三有些犹豫地说：“这样不好吧，人家做生意也不容易呀。”
我不屑地说：“哼，有啥不好的，咱这叫本事，你要是不敢，以后就别跟着我混了。”
在我的怂恿下，王三后来也跟着我干了几次吃霸王餐的事儿，可终究还是被酒馆的老板给认了出来，老板找了几个伙计，把我们狠狠揍了一顿，还说以后再也不许我们踏进酒馆半步。
王三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哭着对我说：“刘二，都怪你，要不是你，我也不会变成这样，我以后再也不跟你干坏事了。”
我看着王三离去的背影，心里虽有些愧疚，可那坏心思却还是一时改不了，依旧在这错误的道路上继续走着，直到这次被关进大牢，才真正开始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
在这同一时期，世界其他国家也有着各自的社会乱象以及对违法犯罪等行为的处置情况，且与1406年西川路我做坏人这一经历有着诸多关联与可比之处。
在英国，当时正处于中世纪晚期，其城镇中也不乏鸡鸣狗盗之徒，常有小偷趁集市热闹之时，偷取他人财物，还有些无赖之辈，会在酒馆等地寻衅滋事。不过英国对于这类坏人的惩处多依赖于当地领主的裁定，领主会根据自己的判断以及当地的习惯法来决定是罚款、鞭打还是关进地牢等，与西川路有着朝廷统一设置的官府依据大明律法来审判惩处不同，体现出不同国家政治体制与司法管理模式的差异，英国重领主权威与习惯法裁定，西川路则重朝廷律法与官府审断。
在法国，中世纪晚期的法国城市里，也存在着各种欺诈、盗窃等不良行为，一些不法商人会在交易中以次充好，骗取钱财，还有些人会趁着夜色入室盗窃。法国对于这些坏人的处置，一方面依靠城市的行会组织，行会会对自己行业内的欺诈行为进行规范和惩罚；另一方面，城市的治安官也会负责抓捕罪犯，依据城市的法规进行惩处，相较于西川路主要由官府全面管控治安和审判，法国的管理模式更具多元性，体现出不同国家管理结构与治安维护方式的差异，法国重行会与治安官协同管理，西川路则重官府主导管理。
在奥斯曼帝国，疆域辽阔，其境内不同地区情况各异，在一些繁华的商业城市中，同样有诸如抢劫商旅、拐卖人口等恶劣行径出现。奥斯曼帝国通过设立行省总督以及各级宗教、世俗的管理机构来处理这些违法犯罪行为，而且宗教教义在判定是非善恶以及惩处力度上有着重要影响，比如对于违背教义的盗窃等行为，惩处往往更为严厉，这与西川路依据大明律法，较少受宗教因素干扰来处置坏人不同，体现出不同民族宗教构成与司法判定依据的差异，奥斯曼重宗教教义影响与多元管理，西川路则重世俗律法执行与官府治理。
在威尼斯共和国，作为商业城邦，商业繁荣的同时，也滋生了不少诸如商业诈骗、海上抢劫等违法之事。威尼斯主要依靠强大的商业行会以及海上的海军力量来维护秩序，对于商业诈骗，行会会进行调查和处罚，剥夺其商业资格等；对于海上抢劫等涉及海上安全的犯罪，海军会进行追捕和惩处。与西川路依靠陆地的官府和卫所来保障治安不同，威尼斯更侧重从商业和海上力量角度维护稳定，体现出不同发展模式与治安保障手段的差异，威尼斯重商业行会与海军力量，西川路则重陆地官府与卫所力量。
在阿拉伯地区，各个部落分散，部落之间有时会因利益纷争出现一些报复性的抢夺、伤害等行为，也有个别游手好闲之徒会在部落聚居地附近行窃。阿拉伯地区多依靠部落长老的威望以及部落内部的传统习俗来调解和处理这些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