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海道，又通过在高丽北部的布局，把大量的流民引去了高丽南部。
最后通过矛盾，引爆了高丽南部地区，让“不讲道理”的高丽南王彻底失败，最后回到了与大明讲道理的局势，让大明占尽了利益。
至于高丽百姓们的困苦和流离失所，并不是大明朝廷追求的，而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现象。
难道高丽自己不能发展起来，高丽的小朝廷让自己的百姓们吃不饱穿不暖，却要把责任推到大明身上吗？天下哪里有这样的道理。
所以袁容理直气壮的说道：“为了保持高丽南部地区的稳定和安宁，大明作为宗主国，有责任也有义务为高丽的百姓们着想。”
“因此制定了几条的规则，首先是财产受到保护，任何人在高丽的资产与财富，不可受到打压和控制，这是不文明的。”
“其次是商贸，商贸能为百姓们增加经济发展，所以高丽不能禁止商贸，反而还要鼓励商贸，大明允许高丽商人们去大明贸易，高丽也要支持大明商人们到高丽做生意，互惠互利，共同开放。”
“最后，无论是大明还是高丽，都要保护百姓们的生命权，考虑高丽的不稳定，所以高丽应该认可大明商人们在高丽成立的护厂队，不能禁止和打压。”
听完袁容的要求，李芳果就不愿意再谈了。
高丽的商人们，有能力去大明做生意吗？高丽还有自己的商人吗？高丽的小作坊基本上破产了，高丽的工厂都是大明人开办的。
他们从高丽赚取了海量的财富，又把海量的财富运回大明，不给高丽剩下一丝，只留下了满目狼藉的社会环境与民不聊生。
护厂队合起来的实力，比地方上的实力都要大，他们还约定共同进退，让官府需要看护厂队的眼色，到底是谁的天下。
李芳果无能为力。
军队被大明控制了，经济也被大明控制了，勋贵们也投靠了大明，甚至流民们为了一口饭吃，也被大明的商人们引导。
李芳果只是个国王，什么都没有的国王。
懂进退的李芳果只想着保护自己家族的财富和生命安全，以及荣华富贵。
不懂进退的李芳远已经死了。
保持着传统农业社会，抗拒大明商人们的脚步的高丽南部，也因为前年的高丽民乱，彻底被打开了大门，坚持了十几年的李芳远，不光自己死了，他的多年来的成果也彻底消散。
袁容离开了汉城后，一路南下。
犹如弹簧，当年抗拒的多么坚决，如今垮的就有多快。
高丽南部地区土地兼并速度夸张的令人咋舌。
流民破坏了许多，加上新的政令，离开了土地的勋贵，那些土地属于无主的，大明商人们从乱军手中获得，属于战利品。
这些战利品报答给了大明的商行。
加上经济的崩溃，物资的短缺，大明商人们用最小的代价，购买到了巨大规模的土地，控制了高丽南部三成以上的田亩。
例如黄麻种植区，高丽南部比北部更合适。
大明有上亿的人口。
商品物资运输的发达，对麻绳麻袋的需求仿佛没有止境，生产多少都会欠缺，工厂每年的产量都在提高，可是社会的需求也在不停增长。
于是黄麻从高丽北部种植到了高丽南部。
高丽的农业田亩渐少，粮食产量越发的降低，百姓们更难买到粮食，他们也没钱买粮食。
农业的兼并，人们无地可种，只有加入工业的道路，可是高丽没有工民联合部，没有社会资源分配模式，人力的过剩，以及资本的压榨，他们在工厂里干活只能获得极少的口粮。
十九世纪，伦敦的工人平均寿命是二十二岁。利物浦、普雷斯顿和曼彻斯特其他城镇的工人们，如果能活到十九岁就算很幸运。
英国的各个工厂，煤矿，不光有老人妇人，还有几岁的孩子们，只要能干活的，都会成为廉价的劳动力。
与之对比的是绅士们。
英国的乡绅们过着极度奢华的生活，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大多数绅士的住宅都有盥洗室，有些盥洗室还有冷热自来水。
在迅速发展的工业城市，例如伦敦的圣吉尔斯教区，那里贫民窟的排屋，院子里充满了从厕所溢出来的粪便，深达近六英寸，人们在院子放置了砖块，以使住户可以不湿鞋子从院子穿过。
这才是资本社会。
为什么十九世纪以来，西方的百姓们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运动，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