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多。
早在派工作组前，组织上就对红岗庙村的情况有所了解，知道村里有个恶霸赵家豪，他诡计多端又凶残暴虐，手下还有一股不小的地主武装。决心铲除这一恶霸势力，把红岗庙村列为首批土改重要试点，为中原地区的土地改革点亮一盏明灯。为此，派往红岗庙村的工作组采取人员高配置，——派出前所未有的一群“高级”知识分子。除了专门任命经马列学院熔炼过的大学生钟原为红岗庙工作组长外，还从各个部门抽调十几名具有初高中文化水平的知识分子。
这么高配置红岗庙村工作组的力量在当时缺少知识分子的革命队伍来说太奢侈了。那个年代，革命队伍里，大多是穷苦人，大把大把的文盲，有高小文化水平的人就算是了不起的知识分子了，具有初高中文化水平的人真属于“高级”知识分子了。而随着新解放区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新解放区的乡村土改急需能看懂各种文件并能写出工作报告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成了当年的稀缺品。
从当年革命队伍的文化水平来看，不论从人员数量上看，还是从工作组的知识水平衡量，红岗庙村工作组的力量都是前所未有的强大。并且其工作能力也足够高。这十五六个知识分子都能说会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讲起革命道理来条条是道。而旁边的丁庄工作组只派去了三人。。
钟原工作组一进红岗庙村，就把土改工作组的架子支了起来，还在村里主要街道上贴布告和标语，宣传党的政策。然而，主动来反映情况的没几个真正的贫雇农，净是些村干部和大地主恶霸赵家豪指派来的，号称是贫雇农。他们进屋兜来兜去，就是不谈红岗庙村的土地分布和农户状况等一些工作组要调查的问题，而且说不了几句话，就强拉硬拽工作组人员去他们家“同吃同住同劳动”，声称红岗庙村的情况特别复杂，一句话两句话说不完，也说不清楚，而且干巴巴地说没有情调，只有边吃边喝边聊，才能把红岗庙村的情况讲清楚。如果路上遇见工作组要去贫苦农民家去“三同”，他们想方设法不让工作组进到贫苦农民家，死乞白赖地往自己家拦。当工作组问及红岗庙村的情况时，他们都说，自打解放后，红岗庙村的革命形势不是一般的好，是特别好，每家门口都插上了红旗，现在全村上下一片红！红岗庙所有人都拥护新政府。特别是赵家豪，现在特别开明，特别守法，坚决拥护新政府，他家门口插的不是一面红旗，而是两面红旗，而且是红岗庙村最大的两面红旗，旗杆也是红岗庙村最高的，赵家豪还特别服从农民协会的领导，农会要求他做什么，都不惜财力物力做得好好的，赵家豪主动把生产资料拿来帮助贫苦农民的，不再剥削也不再欺负百姓了……当工作组人员又问红岗庙村里谁最穷，谁最苦时，他们都说以前自己最穷最苦，解放后，当了农会的领导后才吃上饭穿上衣的，就是不说出红岗庙村里最穷最苦的人家，把工作组与穷苦农民隔绝开来，让工作组无法抓住“根子”（“根子”是指解放初土改运动时，土改工作组可以依靠的根本，主要是指贫苦、积极、勤劳、正派的贫雇农，经过解放区的土改运动，共产党总结出一个掀起土改运动的主要经验：把“根子”串连起来，动员起来，农民就能发动起来，土地改革运动就会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钟原等红岗庙村的工作组人员并不灰心，他们想方设法了解到赵显龙、赵酒柜等十多户常年给赵家豪扛长工，当佃户，受尽了赵家豪的压迫和剥削，对赵家豪有深仇大恨的贫苦农民，并悄悄地到他们家里促膝谈心，启发他们勇敢地站出来与赵家豪大地主斗争。
然而，让钟原他们始料不及的是，工作组白天发动群众，“赵阎王”夜间就派人登门威胁，致使工作组找来的这些穷苦农民没有一人敢站出来的。不只是不敢站出来与赵家豪斗争，还不敢说赵家豪一句坏话。当问到赵家豪对他们的残酷剥削的情况时，有的把话说了半句又咽回去，有的竟然说赵家豪如何如何的好，对他们没有剥削，都是赵家豪养活了他们，看他们没地，把地让他们种，才没饿死活到了今天……
工作组一看直接问赵家豪的情况，贫苦农民都有顾虑，就绕开赵家豪的话题，想从问及其他地主富农的情况入手。但这些贫苦农民回答问题时，还是顾虑重重，从不主动说话，都是你问上一句，他才答一句，说话拘紧，目光胆怯，说不知道情况，也不清楚他们家里有多少财产，多少地，常年雇多少长工。
更让工作组不能理解的是，明明是工作组来帮助穷苦农民分赵家豪地主富农的土地，帮助他们打倒欺压了他们多年的地主恶霸，帮助他们翻身得解放，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