忿，便怂恿晋惠帝亲征邺城，他自然以朝中执政身份随征指挥，琅琊王、王导亦随在军中。
本来皇帝亲征，司马颖衡以忠君名义，无从抵抗，惟束手请罪，待死而已，且朝廷军容齐整，声势浩大，成都王以为必不敌，遂与僚属议是否白衣出城请罪。丞相左长史卢志却道，“大王无私心，天下皆知！然主上受蔽于东海王，因此亲征大王。若坦然释兵面圣，必受制于人，而受东海王之害！不如拼死一搏，以观后效！且太妃年迈，大王孝子，岂忍阵前受缚，而贻太妃以忧乎？！”成都王以为然，遂命大将石越率军出战，迎击朝廷台军于黄河以南之荡阴。
，！
荡阴之战，台军大败，惠帝御车亦受箭。惠帝惊惧，乃下车步走。大兵席卷，有人不识御袍，挥刀砍向惠帝。侍中嵇绍见状，立挡惠帝身前，血溅御袍而死。幸石越关注御车所在，堪堪接着惠帝。惠帝肥胖，不能骑马，石越军中无马车，便把惠帝救上辎重牛车，送至邺城。
成都王好不得意，暗自庆幸未降，与皇兄惠帝见礼后，见帝满身血污，便命人与更衣。更衣罢，惠帝却指换下御袍，嘱咐更衣人，“此嵇侍中血，勿浣去！”卢志闻言，出而悲叹，“谁言主上痴，‘此嵇侍中血’！嵇康之子嵇延祖，果然有乃父之风！”
朝廷军既败，东海王狼狈逃归封地东海，琅琊王、王导不及逃，双双被俘。成都王因其母不愿离邺，拒绝朝中大臣请他奉惠帝回都主事之请求，仍居邺城以丞相身份遥控朝政。朝中无人主持，公卿大臣便请东海王仍赴都以司空主事。东海王返洛，立命其弟并州刺史司马腾为冀州刺史，率军出井陉，与受旨自幽州治所蓟城出兵的平北将军王浚合兵一处，共攻邺城。
此番因王浚军中有段部鲜卑骑兵，成都王大败，狼狈奉惠帝与其母成都太妃逃往洛阳。鲜卑骑兵在繁华都会邺城烧杀抢掠，不仅抢物，亦抢人，城中女子不及逃亡，大抵被掳。
王浚初不制止，后以掳掠女子甚多，恐于己名声不利，且他到底出身一流士族名门太原王氏，其父王沈虽是出卖魏主曹髦的不忠之臣，毕竟也是儒学之士，其时华夷大防在士大夫中深入人心，他亦饱学，虽利用鲜卑，不忍太多华夏女子为胡奴，乃下令禁止掠人。鲜卑骑兵欲保全战利品，他们本属雇佣兵一类，向来亦不甚听命于作为雇主晋朝代表的平北将军王浚，但其首领段务尘亦强调了禁令之后，便不敢不听，又舍不得如花女子，最终将所掳八千汉人女子，通通推入了漳水之中，漳水为之不流！西晋末年至南渡后数十年间，北方中原持续大乱，而人民之涂炭，沦为屠杀对象，自此而始。
邺城被破之际，成都王奉惠帝与其母狼狈先逃，琅琊王与王导却陷在城中，一时未能逃出。王浚北归，为其兄操控朝廷由并州刺史改任冀州刺史的东嬴公司马腾入居邺城，坐实为冀州刺史，而将面临匈奴汉国严重威胁，人民或死或逃，甚至被司马腾掳掠至冀州出售的这样一个烂摊子的并州，交到了刘琨手上。刘琨只身赴任，州城晋阳孤危，不得已乃依靠鲜卑拓跋部大人拓跋猗卢，以抗衡本为并州匈奴左部帅的汉国主刘渊。
东海王却以其弟攻邺有功，授意人上表为之请封，于是东嬴公进爵为新蔡王。司马腾甚贪，知此前随惠帝亲征战败被俘的朝中贵人宗王侯伯，当尚有仍在城中未及逃出者，以为奇货可居，不但可以利用他们揭发成都王罪行，亦可换取赎金，于是下令贵人不得出城，命环绕邺城之漳水诸渡口严查。
王导虽袭其父子爵在身，毕竟名位未显无人识，不愁逃出，只急坏了琅琊王司马睿。王导想出一计，以商贾可自由出入邺城，畅通于渡口，而商贾身份甚贱，服饰与士大夫有别，贵人所不齿，故扮作商贾，自可逃出；惟琅琊王生长王府，未经世事，扮作商贾恐亦遭人怀疑，乃让扮作其仆，嘱其勿言语。二人乔装打扮，同行至渡。因禁令只针对贵人，守卒虽疑二人身份，但见王导忽然发怒，鞭笞其仆，骂以“若非汝迟迟，便不至天黑”之语，因白昼禁令较松，不一一盘问，守卒便失笑，信以为真，放了二人过河。
二人回到洛阳，自荡阴之战而后，可谓同生共死，感情愈加深厚，琅琊王此后，凡事皆与王导商量问计。成都王恐东海王不容，不敢入洛阳，奉惠帝与老母、二儿逃入关中，投靠了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恐河间王挟天子以令诸侯，便又忙于讨伐长安。
其时洛阳四郊多垒，刘渊在平阳虎视眈眈，东莱汉人王弥与上党羯人石勒，亦各崛起为青州与河北之大势力，威胁朝廷与中原州郡。王导便劝琅琊王早做打算，离开洛阳到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