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学问的深切兴趣和独到见解。
“我听闻前辈们常常谈论‘经世致用’之学，”慧心继续说道，“他们认为，学问的价值不应仅仅限于八股文的考证，而应体现在对国家和百姓的实际贡献上。我也在思考，理学是否有更广泛的应用之地，如何才能使其真正惠及民生。”
“经世致用的思想的确值得推崇，”征服者若有所思地回应道，“清朝学术的风潮正在发生变化，汉学考据日渐占据主导地位，但理学中的道德修养和内心修炼依然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我认为，若能将考据与义理结合，或许能为学术的发展开辟出新的道路。”
两人继续讨论着理学、汉学以及清朝学术发展的未来，彼此心中都涌现出一种对知识的热忱和对思想自由的渴望。虽然他们只是偶然的相遇，却仿佛在这一刻找到了共鸣的知音。图书馆的宁静氛围，使他们的对话没有任何外在的打扰，仿佛时间也为他们停驻。
在之后的日子里，他们的相识并未停留在这次偶然的交谈中。征服者在图书馆时，经常会遇到慧心，她仍然在不同的书架间翻阅各种典籍，有时是宋明理学，有时是经学考据，甚至还有一些涉及兵法和天文的书籍。她的求知欲望和学术热情，令征服者不由自主地向她靠拢，并时常与她探讨各种学术问题。
两人时常讨论一些《尚书》《春秋》中的经义，分析康熙和乾隆时期的治国之道，还会谈论到清朝皇帝对于儒家经典的重视程度及其政治意图。在这些讨论中，征服者逐渐发现，慧心不仅仅是一个对学术有热情的女子，她的见解往往能超出传统的局限，直指问题的核心，这种深刻的思考方式让他感到耳目一新。
在清代，女性的地位和身份受到儒家礼教的深刻影响，礼教规范限制了女性的社会角色，强调她们应恪守“三从四德”，即使是在上层社会，女子的主要责任也多集中在家庭事务。然而，慧心的家庭却为她创造了一种难得的学习环境。她的父亲是一位曾经的地方学政，虽然现已退隐，但在地方教育上依然有一定的声望与影响力。由于家中藏书丰富，再加上父亲的开明态度，慧心自幼就能够接触到远超常规家庭教育范围的经典典籍。
清朝时期，尽管朝廷对儒学的推崇达到空前的高度，但教育资源的分配却极不均衡，尤其是在性别上。大部分女性只能通过家庭传授获得有限的文化知识，一些显贵家庭会为女儿安排家庭教师，传授《女四书》这类儒家女性经典以及琴棋书画等技艺。即便是这些技能，也主要是为了培养妇德，而非真正的学术发展。慧心的情况显然与之不同，她的学习不仅局限于传统的女工或诗词，而是涵盖了儒家经典、理学以及当时的经学考据，甚至还涉猎了一些清朝时兴的西学书籍。
在父亲的指导下，慧心读了《四书》《五经》，也广泛阅读了宋明理学的着作。她不仅熟读朱熹的理学思想，还特别钟爱陆九渊的心学理论，认为陆氏“即心即理”的主张能更直接地触及道德修养的核心。清朝中期，乾嘉学派的考据学风盛行，重视精细的文献整理和文字训诂，学术界逐渐形成“重考证、轻义理”的风气。但慧心并不完全认同这种风气，她认为虽然考据学为学术研究带来了方法上的精确性，但义理的探讨同样不可忽视。她的这种见解不仅仅是在学术上的独立思考，也体现了她对清代社会文化中女性处境的反思。
慧心很清楚，尽管她在学问上与男子相差无几，但社会对她的期待仍然集中在家庭角色的扮演上。清代法律明文规定，女性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也无法正式进入仕途。科举制度作为清朝最重要的官员选拔途径，将女性排除在外，使得像慧心这样有学问的女子注定要面临“无用武之地”的局面。在这种背景下，即便她有再高的才华和学识，也无法像男子那样通过学术成就来改变命运。她所能做的，便是在父亲的支持下继续追求学问，参与家庭中的学术讨论，并在家庭或地方圈子里获得有限的认可。
征服者对于慧心的遭遇深感同情。他在与慧心的交流中，逐渐了解到她内心的矛盾：一方面，她对学问有着不懈的追求，渴望在学术领域有更高的成就；另一方面，她也不得不面对礼教带来的束缚与限制，无法像男性那样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志向。在清代，这样的矛盾几乎是所有有学问的女子所共同面对的困境。征服者明白，慧心的才华不仅仅是她个人的幸运，更是她在礼教束缚中的一种艰难突破，这使得他对她的敬佩之情日益加深。
慧心曾向征服者讲述过自己小时候的故事。她从小便对家中的藏书感到好奇，常常偷偷跑进父亲的书房翻阅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