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破受冻死亦足。”这是诗圣杜甫的博大、蕴含无限爱意的胸怀。洪应明在利物济物方面，则是提倡心萌一点不忍之念，长养一种恻隐之心，也就是怜爱天下万物之心，不忍伤害天下万物，不忍杀生之念。不忍的程度，借用并略改苏东坡的两句诗来论述，是:“为鼠常留饭，怜蛾纱罩灯。”(苏东坡的原诗句是:“为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即因怜惜老鼠会因缺吃而饿死，就经常有意识地为老鼠留一些饭粒;因为怜惜扑火自焚的虫蛾，就专门用纱布罩灯，以免火焰伤及虫蛾)这自然是就极端的事例而举的例子，对于在秋收时深受老鼠之害、在夏夜时深受虫蛾之扰的人们来说，这种养鼠护蛾的观点似乎过于迂腐。为什么要有一一种养鼠护蛾之心呢?这是使黎民百姓得到教养(生民)、使万物得以繁衍生长(生物)的根芽基础。这是我们能赢得身心上的新生的契机，缺了这种契机，人就仅是徒具土木形骸的行尸走肉而已。这样看来，培养-颗博大而慈爱万物之心的重要性。一次，程颐见到宋哲宗随手折断了--条柳枝，就声色严肃地说:“正值春天和暖的季节，草木万物正在发芽生长，不能够无故地摧残折断它们。”
程颐严肃地指斥宋哲宗折断柳枝，则是说明人在万物欣欣向荣的春天，不应无端地对弱小的动植物施以强暴，以免将损败生命的遗憾留在自己的身后，从而既防止了损坏大自然的俏丽和谐的面庞，也使人杜绝萌生那种茶毒生命的残暴心性。从这种立场出发，就很容易理解古人主张人在春游时，不应轻易折枝摧叶，以及“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盼母归”之类的劝诚。
第二条理由，则是从人类应该通过具体护生行为来培养出慈爱万物之心的角度而言的。在这方面，曾作《护生画集》的现代艺术名家丰子恺居士，“我的护生之旨是护心，不杀蚂蚁非为爱惜蚂蚁之命，乃为爱护自己的心，使勿养成残忍。”这段话就说得非常在理。
《伊索寓言》中的-则故事，同样也涉及类似的认识。
在海边，一位哲学家目睹了一艘船沉没遇难，船上的水手和乘客全部被淹死了。
哲学家便抱怨上帝不公，只因一个罪犯偶尔乘坐这艘船，上帝竟然让全船无辜的人都死去。
正当他沉迷在抱怨时，他发现自己被一大群蚂蚁围住了。原来，他正站在蚂蚁窝旁，有一只蚂蚁便爬到他脚上，咬了他一口。
顷刻间，他就用脚将这些蚂蚁全踩死了。
这时，天神赫耳墨斯现身了，并用棍子敲打着这位哲学家，说道:“你自己也和上帝一样，如此对待众多可怜的蚂蚁。你也不能做判断天道的评判者。’
可见，相应的意识重要，知行合一就更为重要。
据此，再去理解洪应明所提倡的养鼠护蛾之心，即知这只不过是就极端例子而列举的护生之心。既然能连鼠蛾都予以呵护，那么，天下还有什么生物的生命不应予以呵护呢?所以，我们所应培植并予以珍惜的，正是这种济物护生之心，而不必拘泥于那种养鼠护蛾之说(鼠蛾毕竟还是害虫)。
于是，从这种济物护生之心出发，我们更欣赏在影视文学作品或现实生活中所见的这样一些场景:或是一个饥渴难忍的濒临绝境者，连滚带爬地来到了一.条溪水旁，喝了水后，刚级过气，他就为自己所发现的一朵花或一条小鱼、一条小蝌蚪，感到无限的喜悦，他小心翼翼地给这朵花浇水，或将那条鱼、那条小蝌蚪轻轻地放人水中，让它们再次自由自在地遨游在碧波里。
这些，绝不仅仅是一些富于闲情逸致和诗情画意式的场景，因为从中，我们可以感悟到人与其他生物种类的情感沟通，学会珍惜爱护其他生物种类的生命，也养成了热爱生命的和平之心，这正是人类无愧于万物之灵的称誉的表现之一。
洪应明在《菜根谭》中的观点认为，人们在闲暇中，流连于动植物之间，常识虽多认为木石偏枯了一些，鹿豕则不乏顽蠢，但它们都是天地生机的体现，都相通于人的真如本性。
依据济人利物的原则做了以上的阐述之后，很容易认同洪应明所论及的三条原则，即:
( 1 )在处世时，不能自欺欺人，也就是说，要凭良心去做人做事;
(2)在与别人交往时，不要逆悖别人的真情实意，要合群，要随缘;
(3)在向自然索取物质财富时，要注意适量适度，不做不留余地的搜刮之举，避免类似竭泽而渔的蠢举。
洪应明论及这三条原则的立场，带有他的时代认识的特色，如认为这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