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气，解释说：“上诉部门的助理检察官一直在处理这件事，他上周通知了我，我决定在法官做出决定之前，不向你透露检测的细节。”
“你怎么能这么做？”
“因为我觉得，没必要让你听到辩护方垂死挣扎的细节。”
“所以现在，我通通过媒体知道这件事的，”程长婧压制不住内心怒怒火，“陈光当时根本没跟我说还有另一个样本的事情。”
“他根本没有收集样本，而且你当时还只是个孩子，再考虑到这个案子的发展情况，他可能是想保护你。”
程长婧一个小时前吃的全麦面包差点要吐出来，她似乎是在面对着陈光说：“但是陈光知道那些样本就在那里，而且他了解dna技术的进展，他需要，他应该告诉我的。”
“陈光确信他抓对了人。”
“但是你不确定？”程长婧不敢相信自己所听到的。
吴文韬靠在椅背上，回答她的表情仿佛置身事外：“我一直在考虑这件事，他们为什么不检测那些拭子呢？那肯定只是更能定罪姜明的证据。”
“这个案子已经过去十多年了，总会有事情发生，这可能只是一个错误，”程长婧说，甚至不确定自己是否相信了自己所说的话，“姜明那天晚上就在那里，我看到他了，而且他有杀我的动机。林纾泽也作证说他在聚会上发现姜明和我单独在一起，我去躺下了，林纾泽发现姜明想占我的便宜，于是他保护了我，是他救了我。所以林纾泽在说谎？聚会上的其他几个人也证实了这个说法，而且我也在那里。”程长婧猛地想起了姜辞昨晚跟她说的话，“还有一名护理人员抽了我的血去检测血液的酒精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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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韬的眉毛拧在了一起，提出疑问：“我们俩十一月的第一次谈话的时候，你也提到过这件事，我以为工作人员能找到那份报告，但他们呢没有找到任何文件。你难道不觉得奇怪吗，竟然没有人能找到那份毒理学报告？尽管林纾泽和他的朋友都作证说你离开派对的时候很清醒，而且陈光也说你通过了清醒测试。”
吴文韬接着说，“作为一名执法人员，你觉得，没有这份记录说得通吗？”
“我记得在救护车上，”程长婧说，回忆起，她记得自己坐在担架床上颤抖着，护理人员检查她是否受伤。
尽管空气很温暖，程长婧还是冷得发抖。
“我记得护理人员手里拿着一根针。”
吴文韬快速地翻阅着那本卷了边的档案，问：“你因为突发休克接受了治疗，有没有可能当时你只是被输了液？”
不，因为她看到血充满了试管。
不是吗？还是她的记忆本来就是混乱的？
“我……我不确定了。”
谋杀案发生后的几周和几个月大多是模糊的，但程长婧记得检察官把她当作重点证人，同时也把她当作一个悲痛的女儿，他把她描绘成一个受苦的、脆弱的孩子，需要被小心对待。
程长婧很感激他的善意，但她知道这也让陪审团对她产生了同情。
她那时太天真了，她相信只要把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告诉人们就足够了，但经历了审判的全过程让她明白，检察官案件中的每一件事都必须经过精心策划，甚至包括服装和举止。
检察官在审判前几天让她经历了一次严格的模拟交叉询问。
从那悲惨的一天之后，噩梦就开始了。
程长婧在父母被杀后上大三的时候，才意识到自己培养出了一种读懂他人的能力。她保持着警惕，总是高度关注人们的肢体语言，因为每个人的行为都带有自己的目的。
“程长婧？”吴文韬看起来很担心，“你没事吧？”
“没事，”她说，“我只是在努力理清这一切，我发现父母的时候，绝对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我的意识绝对清醒。辩护方把我醉酒的事情透露给记者，不过是想让更多人站在姜明那边。”
“公众舆论可能会影响这个案子，除非辩护方有证据证明你喝醉了，否则这个论点在法庭上站不住脚。dna肯定会有影响，但莫语霏肯定没有一个样本会与姜明的dna匹配。她正在推动紧急检测，因为他认为他作为一个无辜的人，已经在监狱里待了足够长的时间。”
姜明肯定骗了那些人。
“检方也在进行自己的检测，对吧？如果他们雇佣了一些独立的……”
“辩护方把它送到了市里的犯罪实验室，”吴文韬说，“不会有任何偏见或错误结果的可
